腊月二十三，省城最高那栋写字楼的大厅里，我攥着一个磨破边的塑料袋，在角落沙发上坐了整整三个钟头。
电梯门开，郑博裕西装笔挺地走出来，正跟旁边一个姑娘说着什么。
他目光扫过我身上洗褪色的棉袄，停都没停，像看一团空气。
我喊他名字，他脚步一顿，转头对那姑娘笑了笑，说，不认识。
我从塑料袋里掏出那十七张存根，蹲在大理石地面上，一张一张铺开。
他的手开始抖了。
01
腊月二十二晚上，我把铁皮盒从柜子最里头翻出来，搁在膝盖上。
盒盖锈得厉害，用指甲抠了半天才开，一股铁腥味扑出来。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银行打款存根，最早一张是二零一六年九月，纸张泛黄，边角卷着，像片干了的菜叶子。
我用袖子把每张存根上的灰擦了擦，按日期排好，数了两遍，十七张，八万六千块。
数字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每一笔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最早那几年，早餐摊一个月挣不到三千，除去房租水电和老婆的药钱，剩不下几个子儿。
可每个月十号之前，我一定去银行把钱打过去，雷打不动。
周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搪瓷缸，缸里是半缸子热水。她瞅了一眼铁盒，眉头拧起来。
“又在倒腾你那点东西。”
我没抬头，把存根重新码好，拿皮筋一箍，塞回盒里。
“博裕上班都半年了，我寻思着，过年去看看他。”
周莹把搪瓷缸往桌上一墩，水溅出来几滴，洇在桌面上。
“你腰疼得蹲下去都费劲，还去看他？他来看过你吗？”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没回头，“你那个学生，我看悬。”
我没接话。
窗外风刮得紧，隔壁老孙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我把火关了，水壶盖子跳了一下，水汽扑出来，潮乎乎的，黏在脸上。
第二天上午，谢丽萍来了。
她是我们社区主任，五十出头，圆脸，说话大嗓门，当年资助郑博裕就是她牵的线。
她进门先夸了一通我炸的油条，说整条街没有第二家能炸出那个味，又脆又香，泡豆浆里都不带散的。
我给她倒了杯茶，等她开口。她端着茶杯，半天没喝，眼神在我脸上绕了一圈。
“沈哥，我说个事，你别上火。”
“你说。”
“小郑现在那个公司，不是一般的大。我听省城那边社区的人说，他在公司里头跟同事讲，他爸妈是老家教书的。”
我手里的抹布停住了。
“什么意思？”
谢丽萍放下茶杯，手在膝盖上搓了搓，那双手粗糙得很，指节上全是茧子。
“就是……不提你。有人问起来，他说家里条件还行，父母都是老师，退休了。”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
我脑子里嗡嗡的，像有只苍蝇在飞，又找不着它在哪儿。
我老婆活着的时候常说，沈志国你这人，认准的事十头牛拉不回来，可要是谁伤了你，你嘴上不说，心里能记一辈子。
“不可能。”我说，“博裕不是那种孩子。”
谢丽萍站起来，叹了口气。“我也觉得不能。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兴许是传话传走样了，中间隔了好几个人呢。”
她走了以后，我坐在床边，摸出手机。
手机是老款红米，屏幕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带粘着。
找到郑博裕的微信，最后一条消息停在去年三月，他发了个“沈叔，我毕业了”，我回了“好孩子，好好干”。
再往上翻，全是过年过节的问候，每条我都抄在本子上。
我按下语音通话，响了七声，没人接。
又打了一遍，响到自动挂断。
第三遍打过去，提示对方忙。
我把手机搁在桌上，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鬓角全白了。
那一晚我没怎么睡。
翻来覆去到后半夜，爬起来把铁盒又打开，拿出最上面那张存根。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千元。
那天郑博裕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来我家，领口都毛了，手里攥着录取通知书和退学申请。
他说奶奶病重，爹在外头打工摔断了腿，他想先挣钱，学不上了。
他说话的时候低着头，手指头绞着衣角，绞得指节发白。我看着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事。
02
我年轻时考上过中专。
一九八八年，我十八岁。
那时候中专比高中吃香，出来就是干部身份，包分配。
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我爹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汤，汤面上飘着金黄的油花。
我娘抹着眼泪说，咱家祖坟冒青烟了。
可等我去学校报到，人家说名额已经被人顶了。
顶我那人，是乡里一个干部的儿子，分数比我低三十多分。
我爹跑了一个月，找学校、找教育局、找乡政府，鞋底磨穿了两双，没用。
后来我就进了机械厂，当了工人，在车床跟前站了十二年。
再后来厂子倒了，我蹬三轮、摆地摊、最后支了个早餐摊，一干二十年。
郑博裕第一次来我家，是二零一六年夏天。
谢丽萍领着他，瘦得像根竹竿，脸色蜡黄，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
他坐在我家那张旧沙发上，沙发弹簧坏了，他坐下去的时候身子歪了一下，赶紧扶住扶手，脸红了。
他手里攥着那张退学申请，纸都攥皱了。
我问他，考上哪个学校？
他说省理工大，机械工程。
我问他，想上不想上？
他半天没说话，后来点了点头，眼圈红了，又摇了摇头。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跟老婆商量。
她刚查出来病，子宫里长了个瘤子，需要钱治。
听我说要资助一个不认识的穷学生，她翻身坐起来，半天没说话。
最后她说了一句：“你自己的腰都舍不得拍片子，倒舍得供别人。”
但我还是拍了板。
每个月从早餐摊收入里抠出一千五，打给郑博裕。
后来他考上研究生，我又加了五百。
七年，十七次打款，从没断过。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早餐摊生意差，那个月实在凑不够，我跟周莹借了三百块钱才补上。
周莹那时候刚跟我搭伙过日子，她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
她问我，你这是图啥？
我说，图个心安。
她又问，人家将来认你吗？
我说，认不认的，随他。
我老婆走的那年冬天，郑博裕刚上研一。她躺在病床上，说话已经没力气了，手背上扎着针，青紫一片。她拉着我的手，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
“帮那孩子，我不怨你。就是心疼你太苦了。”
她走以后，女儿跟我闹翻了。
出嫁那天，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给她置办。
女儿说：“你把钱都给外人了，心里还有我这个闺女吗？”从那以后，她很少回来，过年也就打个电话，说不了几句就挂。
每年春节，郑博裕会发来一条短信。
我拿本子一条一条抄下来，二零一七年：“沈叔新年好，我期末考了第三。”二零一八年：“沈叔新年好，我拿到奖学金了。”二零一九年：“沈叔新年好，我入党了。”二零二零年：“沈叔新年好，我考研过了。”二零二一年：“沈叔新年好，我跟着导师做项目了。”二零二二年：“沈叔新年好，我论文发了。”每条我都回，就一个字：好。
我把本子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二零二四年，没有短信。本子最后一页是空白的，我盯着那片空白，盯了很久，直到眼前发花。
03
腊月二十那天，我在早餐摊上炸油条。
周莹揉面，我掌锅，油锅里的泡翻得密密麻麻，一股面香混着油香，在冷风里飘出去老远。
摊子前支着台旧电视，是收废品的老赵淘汰下来的，屏幕上有道竖线，但不影响看。
播省台新闻，声音开得不大。
画面切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年会，台上的人西装革履，背后大屏幕写着“年度新锐”。
镜头扫过台下，在一张年轻面孔上停了一秒。
是郑博裕。
他穿着深灰色西装，头发梳得溜光，正跟旁边的人碰杯，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我拿着长筷子愣在油锅前，油条炸过了头，焦味冒出来。
“哎哎哎，糊了糊了！”周莹抢过筷子，把油条捞出来扔进废料桶。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电视，画面已经切走了。
“是他？”她问。
我点点头，嘴角不由自主往上翘。“你看那西装，合身得很。这孩子，出息了。”
旁边等着买油条的老孙凑过来问，谁啊？
我把围裙在手上蹭了蹭，声音都大了几分：“我资助的一个学生，西南山区的，考上研究生，现在在省城大公司上班。”老孙竖起大拇指，说老沈你积德了。
我连连摆手，嘴上说没什么没什么，心里头热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
那天中午收摊，我特意多炸了二十根油条，免费送给排队的街坊。
周莹骂我烧包，我说今天高兴。
老孙吃了两根，说老沈你这油条比平时还香。
我嘿嘿笑，说配方改良了。
晚上回家，我给郑博裕发微信：“博裕，沈叔在电视上看见你了，真精神。过年回来不？沈叔给你炸油条。”消息发出去，旁边转了个圈，显示已读。
我等了一会儿，没回复。
又发了一条：“博裕，沈叔没啥事，就是问问。”这回连已读都没有了。
我拿着手机坐在床边，屏幕亮一下暗一下。
窗外有人放鞭炮，小年快到了。
我点开郑博裕的朋友圈，最后一条更新停在半年前，一张公司大楼的照片，配了两个字：启程。
再往前翻，是他研究生毕业那天发的，穿着学位服，背景是学校大门。
照片里他笑得灿烂，我在下面点了赞，留了言：好孩子。
那条留言还在。但他没回。
腊月二十一，谢丽萍又来了。
这回她没进门，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她说沈哥，我托人打听清楚了，小郑在公司确实说父母是老师。
我问谁说的，她说省城那边社区一个干事，跟小郑公司有业务往来，亲耳听见的。
我站在门口，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吹得门上的旧春联哗哗响。
谢丽萍把橘子塞到我手里，说沈哥你保重，转身走了。
我拎着那袋橘子站了很久，直到周莹从屋里出来，把我拽进去。
“站门口当门神呢？进来！”
那天下午，我做了个决定。去省城，当面问问。我跟周莹说的时候，她正在择菜，手里的豆角“啪”一声掰断了。
“你疯了？四个钟头大巴，你那腰受得了？”
“受得了。”
“他要是不认你呢？”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认就不认。我就是想亲眼看看。”
周莹盯着我看了半天，把豆角往盆里一扔，站起来去给我找晕车药了。
04
腊月二十二早上，我瞒着周莹去买了大巴票。
省城四个钟头车程，票价八十六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
出门前把塑料袋装好，里面搁着存根和一张郑博裕大学时的照片，是他在校门口拍的，穿着白衬衫，笑得露出一口牙。
照片背面我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二零一六年九月，博裕入学。
大巴上人挤人，暖风开得足，一股子方便面和汗味混在一起，呛鼻子。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位置，车颠一下，腰就疼一下，像有人拿针扎。
开到半路我晕车了，塑料袋派上用场，吐了三次，吐得眼泪都出来了。
旁边一个年轻媳妇递给我一张纸巾，问我是不是去看孩子。
我说是，去看侄子。
“侄子有出息吧？”她问。
“有出息，在大公司上班。”
“那您有福气。”
我笑了笑，没说话。
车窗外的风景从楼房变成田野，又从田野变成楼房。
四个钟头，我吐了三回，睡了不知道几觉，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郑博裕小时候的事。
他第一次来我家，吃了我炸的油条，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口气吃了六根。
后来每年暑假他都来帮我出摊，站在油锅旁边帮我翻油条，热得满头汗，白衬衫后背湿透一大片。
到省城汽车站，我懵了。到处都是高楼，路牌看不懂，问了三个人才找对公交站。换了两趟公交，又走了四十分钟，终于站在那栋写字楼底下。
楼太高了，玻璃幕墙反着光，我仰头看，脖子发酸。
门口有旋转门，进去的人个个脚步匆匆，皮鞋跟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嗒嗒响。
我提着塑料袋走进去，脚底打滑，差点摔了。
保安拦住我，问我找谁。
我说找郑博裕，二十六岁，在你们这上班。
保安打电话上去，前台说没有这个人。
“他就在这儿上班，我电视上看见的。”我把手机翻出新闻截图给保安看，保安扫了一眼，说可能是另一个楼，这边是分公司。
我退到大厅角落的沙发上坐下来。
沙发是真皮的，凉，我穿着棉袄坐上去，有点滑。
我把塑料袋放在膝盖上，手攥着袋口。
心想，再等等，兴许他中午出来吃饭。
大厅里暖气开得足，烘得脸发烫。
我脱了棉袄搭在膝盖上，露出里面的毛衣，是周莹去年给我织的，深蓝色，袖口已经起了毛球。
我低头看了看毛衣，又看了看大理石地面，光溜溜的，能照出人影。
我那双棉鞋是早市上买的，三十五块，鞋头有点开胶，我用胶水粘过，留下一道黄印子。
我把脚往回缩了缩。
05
这一等，等了三个钟头。
大厅里人来人往，送外卖的小哥、拿快递的白领、打扫卫生的保洁，没人多看我一眼。
保安来回走了两趟，第二趟过来问我，大爷，你等的人到底叫啥？
我说郑博裕。
他问哪个部门的？
我说不上来。
他摇摇头走了。
我腰疼得厉害，把棉袄脱下来垫在腰后，靠着沙发扶手。
塑料袋搁在腿上，我隔一会儿摸一下，存根还在。
大厅里的钟表指向十一点半的时候，我肚子咕咕叫了两声，早上出门只喝了一碗稀饭，这会儿饿得胃里发酸。
我从塑料袋里摸出周莹塞给我的馒头，凉了，硬邦邦的，我掰了一小块放嘴里嚼，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电梯门“叮”一声开了。
一群人说说笑笑走出来，走在最前头的，就是郑博裕。
他穿了一件深灰色大衣，领子竖着，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比电视上看着瘦了些。
旁边跟着个姑娘，长头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正侧头跟他说话。
我站起来，腿麻了，踉跄了一下，扶住沙发扶手才站稳。
“博裕！”
他听见了。
脚步顿了一下，目光转过来，落在我脸上。
就那么一两秒，他脸上的笑收住了，嘴角抽了一下。
然后他偏过头，对旁边姑娘笑了一下，说：“不认识。”
声音不大，可我听见了。那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我胸口。
他继续往前走，步子比刚才快。
“郑博裕！”我又喊了一声，声音大得整个大厅都听见了。
有人扭头看。
他站住了，背对着我，肩膀绷得紧紧的。
旁边那姑娘也停下来，疑惑地看看他，又看看我。
我往前迈了一步，从塑料袋里把存根掏出来。
“沈叔不是来找你要钱的。”我说，“沈叔就是想问问你，这十七张纸，你认不认得。”
我蹲下去，膝盖咔嗒响了一声。把存根一张一张铺在大理石地面上，像摆扑克牌。手有点抖，第一张放了两次才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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