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本旧词典还在我家抽屉里躺着。封底有一行快要磨没的铅笔字，每当夜深人静，我总忍不住拿出来摸一摸。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我的念想，等了半辈子也没等来回音。

1987年，我二十六岁，在哈尔滨道里区一家机械厂干技术员，住着厂里的筒子楼。那年厂里来了几位苏联专家，队伍里带着一位翻译，名字叫卡佳。

金头发，高个子，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头一回进车间，所有工友手里的活儿全停了。她一开口，中文里裹着卷舌音，软软的，跟唱歌没两样。

没多久，车间主任悄悄跟我说，那位毛妹看我的眼神不太一样。我当时没放在心上。谁能想到，人家确实老往我这边凑。

她抱着图纸来问参数，问完不走，就站在车床边上，双手插在风衣兜里，静静看我干活。我回头，她就笑，露两颗小虎牙。

她还爱学新词。我随口说句“凑合”，第二天她见了我就问：今天凑合吗？逗得我差点把扳手扔地上。

厂门口那家饺子馆，成了我们俩的据点。她头一回吃饺子烫了嘴，眼泪汪汪的。我说你们拿面包蘸盐才叫怪，她听了笑得直不起腰。

冬天，我们结了婚。食堂里摆了八桌，她穿红毛衣，头发盘起来别一朵绢花。工友们起哄，她大大方方搂住我脖子亲了一口，说：张，你是我的人了。

婚后那间十二平米的小屋，日子过得磕磕绊绊。她生煤炉子烧了半边眉毛，对着镜子抹眼泪，见我进门立刻擦干，说眉毛还能长。她炒的菜不是咸就是淡，我全咽下去了。她说我骗人，我说没骗。她眼圈一红，笑了。

那是我这辈子最暖的一段光景。

谁能料到，好日子说断就断。1988年开春，一封莫斯科来的信到了她手里。她看完，在床边坐了半天不吭声。信我看不懂，只听她轻轻说了句：我父亲去世了。

我说我陪你回去。她摇头，说签证两三个月都批不下来，让我在哈尔滨等她。

走的前一天，她包了一锅饺子冻在窗台上，做了红菜汤，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窗帘都拆下来洗了。晚上她靠着我肩膀，让我等她回来。

站台上风很硬，她把自己的围巾摘下来围到我脖子上。火车开动，她探出头挥手，风吹乱她的金发。她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看口型像是“等我”。

头一个月，来了信，说葬礼办完了，母亲身体不好，要再陪陪。信末那句“我想你”，我看了十几遍，倒背如流。

第二个月又来一封，说手续还在办，抱怨莫斯科的饺子难吃，像面团裹水。我看着看着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

第三个月，信断了。

我天天翻信箱，只有报纸和电费单。去邮局问，人家摇头。用我认得的那几个俄文字母拼了封信寄过去，石沉大海。找厂外事科，人家叼着烟说，跨国婚姻手续复杂，不好查。

邻居们嚼舌根，有说她靠不住的，有说她骗婚的。我一句都不信。可枕头一天天空下去，味道一天天淡下去，心口像被剜走了一块。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邻居王嫂拦住我，说屋里有人。

一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坐在我床上，正翻卡佳留下的那本俄文词典。他自称姓陈，说有事要跟我谈，卡佳的事。

我手心一下子攥出了汗。

他递来一个牛皮纸信封，声音压得很低。他说卡佳确实回莫斯科奔丧了，可她回去就被克格勃盯上了。她跟中国人结了婚，那会儿中苏关系还没缓过来，她的出境申请走的是特殊渠道。后来什么安全审查、限制出境，一堆词砸得我头晕。

末了他说，她最后一次想出境，在莫斯科机场被拦下了，之后被安排去了很远的地方。

什么地方？他不答。

她活着吗？

他看我一眼，说了句“活着”，又补了一句：你们可能见不到了。

那一夜我没合眼。词典翻到最后一页，封底内侧有一行小小的铅笔字，字迹潦草。后来找人翻译，才知道写的是：张，如果我没回来，不要等我。

不要等我？她让我不要等？

风衣还挂在柜子里，半块香皂在搪瓷缸里干裂着，窗台上冻的饺子一没舍得动。后来我终于煮了那顿饺子，水一开，饺子翻滚，有的破了皮，馅漏出来，汤都浑了。蘸着醋吃了一个，再也咽不下第二口。那是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点滋味。

再后来我调走、搬家、换城市。丢过很多东西，词典跟北极熊烟灰缸始终在。

2000年，我托人从莫斯科捎回一本新的俄汉词典，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卡佳，你还在吗？没人回我。

有人说，痴情人守着一句话能守一辈子。我不知道值不值，我只知道，那年春天的站台上，她冲我挥手的模样，我到今天闭上眼还能看见。

她喊的那句到底是什么？三十多年了，我还是愿意相信，是“等我”。

我等了。她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