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李泠】
9月17日，上海。一场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以“促进全球南方合作，支持非洲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关键矿产”几乎贯穿了全天讨论。
会议现场 主办方供图
这场景不令人意外。
从新能源汽车电池到储能系统，从数据中心到国防工业，铜、钴、锂、石墨、稀土等矿产正在重新进入全球产业政策与战略竞争的中心。国际能源转型越往前走，关键矿产的战略属性越突出。
而非洲，恰好站在这条供应链的上游——刚果（金）的铜钴、赞比亚的铜、莫桑比克的石墨，以及南部非洲多国拥有的镍、锰、铂族金属，让这片大陆在新一轮能源与产业转型中拥有了更多议价筹码。
不过，在上海会场里，来自非洲的声音反复提醒人们：
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谁来买矿”，更重要的问题是，矿石从地下被挖出来以后，有多少价值能够留在非洲？
关键矿产的真正价值，在矿山之外
今年1月，莫桑比克总统丹尼尔·查波来到北部尼亚萨省尼佩佩，为一座新的石墨加工厂揭幕。
这座由中国企业DH矿业运营的加工设施，被路透社报道为莫桑比克进入全球电池矿产产业链的一项重要尝试，规划年加工能力20万吨，项目投资约2亿美元；一期投产时已有约890名员工，后续阶段计划增加就业。
七个多月后，在上海的会场上，莫桑比克驻华大使曼努埃尔·贡萨尔维斯再次提到了这个项目。
曼努埃尔·贡萨尔维斯说，如果非洲长期停留在原材料供应者和制成品消费者的位置，就很难获得可持续的繁荣。因此，莫桑比克希望同中国合作发展天然气和关键矿产的本地加工能力，让经济活动从资源开采进一步进入增值制造环节，带动就业、税收、技术能力和经济韧性。
类似的诉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同样鲜明。
刚果（金）驻华大使弗朗索瓦·巴鲁穆埃内列举本国的钴、铜、锂、锗等矿产时，很快把话题引向了加工。他说，刚果（金）政府希望推动矿产本土加工，让就业岗位和财政收入更多留在本国。此前他还指出，非洲原材料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与后续加工环节创造的附加值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这种结构限制了非洲从资源禀赋中获得更多发展资本。
由此可见，在这波关键矿产热潮中，非洲国家看重的已经不只是“地下有什么”，更在乎“地上能形成什么”。
把矿留下来，只是工业化的第一步
对越来越多非洲国家来说，推动矿产本地加工已经成为明确的政策方向。但把矿留下来，只是工业化的第一步。
一座矿山可以依靠资源禀赋启动，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却需要更多条件：冶炼厂需要稳定且价格可承受的电力，产品出口需要铁路、公路和港口；进入全球汽车、电池和电子产业链，还需要检测、认证、追溯体系和稳定的工业标准；工厂真正实现本地化，还要有工程师、技术工人、本地供应商和融资体系。这些条件缺一项，矿产从资源走向产业都会更难。
赞比亚政策分析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在会上以赞比亚为例谈到，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基础设施不足和能源供应不稳定，都在影响产业发展。2024年的严重干旱冲击了水电供应，也让这个铜资源大国更加重视风能、太阳能等能源投资。他认为，非洲要利用好矿产资源推动工业化，既需要发展更多增值产业，也需要改善能源和基础设施条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约翰·穆图特瓦还谈到了资源型经济体经常面对的一种现实取舍。
他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把矿产作为大宗商品大量出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短期财政和外汇压力。对贫困国家来说，资源出口可以迅速换来收入，但长期看，这也可能意味着用今天的收入换掉未来更高的产业价值。以赞比亚为例，他强调铜是有限资源，当前需要在“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之间重新寻找平衡。
这让“为什么不多做本地加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产业升级需要时间，政府却往往面临现实的财政压力；加工产业需要大量基础设施，而很多资源国恰恰又缺少这些条件。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南非地区办公室副代表阿兹维法内利·利维·马杜塞把这一问题放到了更大的框架中。
他在会上介绍，绿色能源转型确实给全球南方矿产国带来巨大机会，但前提包括公平合同、本地加工、更高的本地附加值，以及更完善的人权、环境和社会治理标准。他还提到，一些矿产开采活动仍伴随不安全劳动条件、低工资、童工和环境破坏等问题。
在阿兹维法内利·利维·马杜塞看来，关键矿产合作需要覆盖从开采、加工到回收的整个供应链，还要建立透明度、可追溯性和问责机制。
安全与治理，也是产业链的一部分
矿产工业化还有一个无法绕开又高度敏感的变量：安全与治理。
刚果（金）驻华大使弗朗索瓦·巴鲁穆埃内在会上谈到，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外部地缘政治变化，会通过能源、粮食和国际贸易传导到非洲；而在非洲大陆内部，萨赫勒地区、大湖地区和非洲之角等地的武装冲突，也持续增加发展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沈晓雷则提醒，与简单的“非洲动荡论”相比，更准确的描述应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新的变化在于，安全风险正在变得更加复合，军事冲突之外，网络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气候安全等问题也开始进入国家治理议程。
沈晓雷老师在会上展示的PPT之一
在沈晓雷看来，对矿业和制造业而言，这意味着企业面对的不再只是矿区附近有没有武装冲突，还包括能源供应是否稳定、跨境运输能否持续、社区关系是否可控，以及国家有没有能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沈晓雷还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研究指出，治理能力薄弱以及由此衍生的贫困、失业和公共服务不足，是当地极端主义蔓延的重要背景。
其举了一个例子：“现在有些非洲国家存在相对严重的失业问题，一些武装组织会以提供就业的方式招募青年。这对部分青年是有吸引力的，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谋生手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天讨论关键矿产时，“就业”一词会频繁出现。
曼努埃尔·贡萨尔维斯把工业化称为“和平战略”，背后其实就是这一层逻辑。矿产加工能够创造更多技术岗位、配套企业和财政收入；当产业能够吸纳更多年轻人时，它同时也在改善国家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
关键矿产由此已经很难被单独看成资源或贸易问题。它同时是产业问题、就业问题，也是治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党委书记周工岱在会上把治国理政能力称为现代化的“软基础设施”。
中非合作的下一步，是把贸易、投资和产业接起来
非洲国家对本地加工和产业升级的诉求，使中非关键矿产合作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
过去，中非合作中很多标志性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公路、铁路、港口和电站，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随着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希望让资源在当地形成更多附加值，合作重点自然会继续向产业内部推进。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未来参与中非关键矿产合作，会面对更加具体的问题：是在当地完成初级加工，还是继续向材料生产延伸；怎样培养当地工程技术人员；如何让本地企业进入供应体系；环境和劳工标准如何执行；加工后的产品又怎样满足中国以及其他国际市场的要求；……。
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一项投资能否真正留下能力。
非洲联盟驻华代表阿尔哈吉·萨尔乔·巴赫在会上提出，中非在和平、安全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可以用一个标准衡量：它究竟是“加强了非洲的制度自主性，还是无意中取代了这种自主性”。
摩洛哥新南方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马库斯·德·弗雷塔斯则提出了一项“自主性测试”：任何国际合作，都应当看它是否带来了能力建设、知识共享、就业创造、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如果合作只是让非洲“从一种依赖走向另一种依赖”，就很难真正增强自主性。
会议现场 主办方供图
至于具体如何合作，周工岱在会上指出，当前中非合作已经从商品互补进一步走向产业共建，而产业共建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规划能力、营商环境、人才培养和风险防控，都成为现实课题。他同时提醒，现有一些中非经验交流仍然存在“宣讲式的安排多，对话式的空间少”“一般性的研修多，围绕具体治理难题的联合性攻关少”“短期访问多，深度共研少”等问题。
在周工岱看来，关于如何治理的经验交流不能停留在经验介绍，更不能简单复制某种模式。非洲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差异很大。资源型经济体和农业型经济体面对的工业化难题，本来就不相同。经验交流如果脱离具体问题，实际效果就会打折扣。
零关税时代，期待中非合作迈上新台阶
今年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
70年前，中非关系的关键词更多是民族独立、反殖民主义和政治支持。此后几十年，援助、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逐渐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
到了今天，当一场中非研讨会花费大量时间讨论铜冶炼、绿色能源、职业培训、产业标准和人工智能时，合作议程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关键矿产，无疑提供了一扇观察窗口。
今年中非贸易还有一项重要变化：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
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胡长春在会上介绍，政策实施后的三个月，中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8.9%，对非出口同比增长22.2%。他同时表示，中国对非出口中约75%是满足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生产性资料。
中国市场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对非洲发展无疑是重大利好。如何借此机遇，把市场、投资、基础设施和产业能力真正连接起来，进而培育非洲自身的工业能力，或将成为中非合作迈向下一个70年必须回答的问题，其答案也关乎未来合作的成色。
而矿石离开非洲后去了哪里、矿山之外最终留下什么，这可以成为衡量下一个70年中非合作的一把更具体的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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