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5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编者按
《天涯》2026年第5期看世界小辑刊发了王泽龙、时潇含、朱国华、刘荒田、常恺五位学者、作家作品，他们中有的以脚步丈量世界，有的则以思想观照现实，反省欧美的历史与当下，今天我们看待世界，已非一味仰望，而是在此过程中，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有更深沉的文化自信。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本期看世界小辑中刘荒田的《美国工作手记》，以飨读者。
看世界小辑
《天涯》2026年第5期
美国工作手记
刘荒田
引语
我在美国工作了三十多年，除却早期，基本上只干一种职业：侍应生。中餐馆、意大利餐馆、法国餐馆都干过，不过，那是兼职。正职是在旧金山一家五星级酒店服务了二十八年。前十一年在送餐部（专给客房送食物），后十七年在宴会部，性质都和餐厅近似。区区小人物，也曾与世界级名人有过接触：
1994年某一天，我乘巴士去上班，那是凌晨四点多。下了巴士，在泰勒街走。街上寂静，偶有遛狗人走过。这是钠山，属高级住宅区，街灯密布。我走着，左侧街角一张大海报吸引了我，我边走边看。突然，我的左肩猛烈地撞上什么。急忙掉头，哎哟，撞上人了！我抚摸一下有点火辣辣的肩膀，急忙说对不起。迎面走来的人，这么面熟？哦，是前总统尼克松。他和一个比他高大、年轻的白人男子并肩走，尼克松的头部偏向伙伴，指手画脚地说什么，与我一样不留神路况，所以撞个正着。他毫不介意，听到我的道歉后摆摆手，微笑着说不要紧。继续走路，发议论。我站在老地方发愣，他俩远去。
尼克松
当天下午，我读了《旧金山纪事报》，上面载一条新闻：尼克松昨天抵达旧金山，下榻在亨廷顿酒店。我这样推断：从东海岸来的尼克松适应不了晚三个小时的时差，很早就起床，拉保镖出门溜达。他和我碰撞的地点，和亨廷顿酒店只隔一个公园加一个街区。
1996年，我转到宴会部工作。这一年的重大事件，是“全球论坛”在费尔蒙酒店举办。全球政要来了不少。开幕式在晚间举行，此前有一个鸡尾酒会，地点是视野最佳的“阁楼”的大阳台。我和同事们捧着银盘子，上面放着盛上香槟的高脚杯，在密密匝匝的人群中穿行，谁喜欢就拿一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创办人兼总裁特纳先生从银盘上拿了两杯，把其中一杯交给新婚夫人简·方达。我读过他的自传，知道他在大学生时代是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帆船选手，如今是炙手可热的媒体大亨；而后者，是名满天下的好莱坞明星。他礼貌地对我点头。随后，因前面太堵，我打算退后，右脚在身后，似乎踩到什么，连忙缩回。掉头一看，踏在一只皮鞋上，留下一个小印。我马上转过身，最先看到的是对方额头上一块形如地图的胎记，啊，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先生！我诚恳地道歉。他对着我笑，表示没关系。他不会英语，而精通英语、当过莫斯科大学教授的夫人，不久前因癌症去世，无人当贴身翻译。
酒店历史
先说道费尔蒙酒店的历史。
1903年，已故参议员詹姆斯·格拉汉姆·费尔的两个女儿，为了纪念父亲，在旧金山的诺布山中心建造了一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豪华旅馆。旅馆的名字，前一半取自父亲的姓氏Fair，加上mont（意思是“山”）的后缀。这座宏伟的建筑，于1906年正式开业才几周，旧金山发生7.8级特大地震，它遭严重损坏。一年后修复完成，重新开业。
位于旧金山诺布山的费尔蒙酒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有一段时间，这家旅馆变为“世界的首都”，因为接待了代表世界80%人口的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他们在旅馆内撰写了《联合国宪章》，由杜鲁门总统签署。在同一时间，金融家本杰明·斯威格出资200万美元购买了它的54%股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老板聘请著名室内设计师德瑞帕做了部分翻新，耗资百万美元，用了将近六平方英里的布料和三平方英里的地毯。1961年11月，在主楼后面建造了23层高的塔楼，顶层是皇冠厅，外侧有至今仍然被全美媒体选为“情人节必去”的玻璃电梯。2015年，总部位于韩国首尔的大型金融服务公司将该酒店以4.5亿美元的价格售给一家在全球投资的大公司。
斯威格家族作为多年东家，犹太裔，是铁杆民主党，每年给该党捐款上百万美元。民主党当然要给这金主以回馈，约定俗成地，民主党籍的总统、议长一类要人来旧金山，必下榻在这里。一如共和党的大人物入住本市的圣·弗朗西斯酒店。
肯尼迪家族的两代人
1988年，我在酒店的送餐部上夜班。一天，经理吩咐我，今晚去位于主楼的388号套间当调酒员。我马上准备，按照订单去仓库领了伏特加、威士忌、杜松子酒等烈酒和葡萄酒、橙汁、西柚汁、苏打水、各种汽水，以及作为杯饰的腌橄榄、柠檬片。还有佐酒小食——一盘乳酪什锦、一盘马铃薯片、一碟花生米。我把这些东西推进去，在客厅一侧的小酒吧里放饮料，在咖啡桌上摆食物。
这段时间，全美民主党在旧金山举行一个重要会议。该党的大人物都来了。而费尔蒙酒店的老板，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和金主。投桃报李，民主党的要人来旧金山，必下榻于此。会议白天开，晚上自由活动。各人进行私人社交。房间内开酒会的不止一处。
晚上近八点，晚宴结束，各人回房。这是鸡尾酒会开始的时间。我在套间内等候。门开了，进来的是爱德华·肯尼迪先生。这位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谁不认得？我向他打招呼，他客气地和我握手、寒暄。美国的政客，但凡面对小小老百姓，就自动“入戏”，绝不居高临下，爱开些小玩笑。亲民功夫做足，选票才不流失。我问：“您喝点什么？”他的手指在吧台上敲两下，说：“螺丝起子，用‘绝对’。”我说，好的。调制螺丝起子步骤简单，一盎司伏特加上大半杯橙汁。“绝对”牌伏特加是名牌，完全由天然原料——水和冬小麦制成。我调好，放在他面前，他谢过，拿起杯子，去客厅的长沙发落座，用遥控器打开电视机，看美式足球直播。
我在酒吧里头，无事干，看着七八公尺以外的男人，国字脸，中等身架，意气风发的模样。千万不要小看，他所属的肯尼迪家族，是美国最显赫的政治世家之一。1932年，爱德华·肯尼迪出生。这一年五十六岁，正当盛年。他哈佛大学毕业，然后在弗吉尼亚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麻省一个县担任地方检察官助理。1962年，因代表麻省出任联邦参议员的哥哥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参议员席位需补缺。他出马参加特别选举，旗开得胜。这一年他才三十岁。两年以后，他再度竞选同一职位，如愿以偿，任期六年。然后，每次角逐连任，他都稳操胜券。到这一年，他已在参议院干了十六年。他的大哥，死于飞机失事，二哥担任美国总统时被暗杀，担任联邦司法部长的三哥罗伯特也横死枪下，他成了家族的掌门人。1980年，他为争取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卡特对决，败于后者手下。
约翰·肯尼迪
不一会儿，两个年轻人敲门，我开门迎客。要不是下午读了报纸，做了功课，还不晓得兴冲冲进来的是何方神圣。个子稍矮的壮汉是约瑟夫·肯尼迪，主人的三哥罗伯特的长子，三十六岁，去年起代表麻省第八选区出任联邦众议员。个子高、窄肩膀，模样像大一新生的，是主人的儿子帕特里克。人不可貌相，就在这一年，他以在校学生的身份，竞选第九选区民主党众议员提名，锐不可当，已连任五届的老将铩羽。他出任罗得岛州众议员时，才二十一岁，是家族出任民选公职的所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年轻人的言行举止和一般老美没两样，态度随和地走进酒吧，老的要了一杯梦露红葡萄酒，另一个要了一瓶矿泉水。我问约瑟夫，今晚是什么派对？他说，就我们三个人。原来是家庭聚会。
眼看家族中的新一代气势如虹，说主人不得意扬扬是骗人。他放下杯子，左手搭着侄子的肩膀，右手搂着儿子的肩膀，在长沙发前站了一会，说了亲切的家常话。然后让他们都坐下。这么一坐，他就懒得站起来了。我看到他的螺丝起子差不多喝光，走过去，问：再来一杯好不好？他豪迈地回答：“当然。”两个年轻人可能没在宴会上吃饱，一个劲地吃小食。
因为职业规矩，我不能站在旁边偷听。只待在酒吧里，盯着各人的杯子，空了就再上一杯。主人越喝越起劲。我暗里数数，已喝下六杯，单是伏特加，有小半瓶进肚，如果酒量一般，怕要瘫倒或者发酒疯。可是他行，脸孔泛红，嗓门越来越大。
主人喝光第七杯螺丝起子，酒意难抑，把杯子放在咖啡桌上，双手叉腰，对着侄子和儿子发表演说。我虽距离不近，也听得清楚。他诉说小时候和三个哥哥的故事，做游戏啦，抢玩具啦，互相打气啦，充满趣味。年轻人哈哈大笑。气氛渐渐严肃起来，他说到当总统的约翰，当司法部长的罗伯特，为他们英年早逝而哀痛。年轻人低下头。都是血肉相连的亲人啊！继而谈到美国的前途和身为政治家的抱负，以及对晚辈的期许。到最后，热泪滂沱。三个男子汉抱在一起。
沉默了十多分钟。主人向我举了举杯子，意思是再来一杯。我把螺丝起子送上。两个年轻人也各要一杯饮品。聚会到了尾声。主人逐个叮嘱，看来他们因公事繁忙，一年见不了几次面，今晚与其说是应酬，不如说是两代政治家的坦诚交流。我目击的三个男人，都没有戴面具，也许，酒精教老谋深算的主人撤掉心防。
十点多，两个年轻人告辞。他们虽然是政治要人，也合住一个单间。十一时，我收拾好东西，向主人告辞。他躺在沙发上，站不起来。酒劲上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给客房送早餐，在电梯口遇到这两个年轻人，他们都背着大背包，匆匆忙忙地离开电梯，往外走，看来是赶飞机。约瑟夫责备堂弟赖床，后者辩解。两个人吵起来。我暗里发笑，他们哪像堂堂众议员？
从2023年回头看这三个政客。掌门人爱德华当了四十七年联邦参议员，2009年病逝，享年七十七岁。约瑟夫担任联邦众议员至1999年，此后掌管名为“公民能源”的非营利企业。少年得志的帕特里克，2011年卸任代表罗得岛州的联邦众议员。自此，肯尼迪家族无人在华盛顿任公职。
韩国总统卢泰愚
1990年6月初，太平无事的旧金山有了异样的动静。位于旧金山市区北部的钠山一带，多了许多警车。摩天大楼旁边有直升飞机巡逻。报纸和电视台报道，韩国总统卢泰愚到访，下榻费尔蒙酒店。整个访问团包下主楼第七层。每天两千美元的套房——731号归总统和夫人。它含两个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客厅。
卢泰愚一行此次到来，是和正在美国访问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讨论韩苏关系正常化和经济、科技合作交流。卢泰愚称这是“划时代的事件”，借此打开与苏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韩国提高国际地位。
韩国人抵达次日，送餐部经理把我和另一同事——菲律宾裔的达里奥找去，交代一桩紧要任务：侍候他们吃午饭。
时间是中午十二时。我俩提前走进套房的餐厅布置。食物已由大厨房备好，放在带轮子的加热箱。我们是识途老马，并不紧张。餐厅里一张长方形桌子，一端摆着一张扶手椅，两边各放七张椅子。一共十五人。除了我俩，还有一位，他叫约翰，是旅馆内意大利餐厅的副经理，白人，不到三十岁，长相英俊。我们穿侍应生的制服，他却穿晚礼服。三人在一起低声闲谈，约翰说，是韩国方面提出的，侍候总统的必须是“模样好看”的年轻白人，得先经韩方官员面议，认可。言下不乏得意。
时间到了，我们三个各就各位。约翰站在桌端旁边，手拿一瓶用餐巾包裹的酒，这是加州纳帕谷罗伯特·蒙达维酒庄出产的“霞多丽”白葡萄酒，价格中等（一瓶约四十美元），普通人也喝得起。特别之处在于，约翰手拿这一瓶和一瓶采自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圣培露”矿泉水，都只属于总统，不得和任何人分享，这是韩国管总统饮食的官员预先说明的。其余就餐者喝的酒和矿泉水与总统的一样。
第一次见到卢泰愚，这一年，他五十八岁，中等身高，典型的韩国国字脸，步履矫健，威严自在。约翰拉椅子，侍候总统坐下。随后，各人就座。这是工作午餐，省掉了客套。我们给各人面前的酒杯、水杯斟葡萄酒和矿泉水。然后，在各人面前摆下沙拉，往蔬菜上浇沙拉酱。由于语言隔阂且总统在场，没有一个人提出特别要求。我和同事暗里庆幸，真省事。
沙拉吃完，给每人上一碟浇上白汁的海鲈鱼。三位侍应生肃立在旁。我扫视各位，及时添酒及矿泉水。所站位置，离卢泰愚仅数英尺。他的装束、神情看得一清二楚。生来是英武之相，职务又加了分，遂有了一种无可替代的气势，使得他在任何场合，都和所有部下区别开来。官员们纷纷发言，有时提高嗓门争论。瘦高个子的外交部长发言较长，可能是就各位的意见作综合。总统只管听，并不多话。
十多分钟过去。主食吃完，给每人上一块乳酪蛋糕。可能时间到了，有的吃了一口，有的没碰，便站起来。待总统离开以后，他们鱼贯而出。本来还要上咖啡和茶，但来不及了。
这一顿，是正宗的美式午餐。我正纳闷，韩国人的泡菜哪里去了？
当晚，我给第七层一个客房送新鲜蔬菜。走廊里飘着粥的味道。穿韩国传统服装的女子从身边碎步走过。几道房门都打开，可看到里面，女士们忙着做饭。担任指挥的是第一夫人。我走进一个房间，她们在用手提煤气炉煮粥，旁边有的是坛坛罐罐，都盛着颜色鲜艳的泡菜。我和貌似主管的女士聊了几句，她告诉我，在为总统和官员们准备晚餐。“吃不惯美国食物。”她以生硬的英语说。
新闻界大腕比尔先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送餐部上班，早上八时多一点，负责送一份“美国早餐”（含熏肉加炒鸡蛋、烤面包、橙子汁和咖啡）给塔楼的1002号房。我推着上面放着食物的带轮子折桌，先敲门。一位白人绅士微笑着打开门，迎我进去。
房间里面十分明亮，窗帘全拉开，旭日把最好的光线洒进来。可以断定，这位客人昨晚睡得好，大早起来淋浴，十分之神清气爽。我一边把折桌打开，把一张椅子拉来，一边暗暗琢磨，他干吗这么高兴，莫非昨天中了六合彩？我布置好了，要招呼客人落座。这瞬间，鬼使神差似的，我对他说：“莫耶斯先生，请就座。”
见到客人，力求称呼具体姓名，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生”“女士”，这一守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在五星级酒店的员工手册列上，那年代尚未流行。但我这次做到了。惊奇的是客人，他坐下，我在他膝上铺上餐巾。他笑呵呵地问我：“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
我说，莫耶斯先生，我只要在家，每天傍晚七点，就和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一样，和您见面，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仰起头，右手拿的叉子叉着一块熏肉，本来要往嘴里送，却停下，哈哈大笑。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富成就感了。我加上一句：“我十分喜欢您的评论。”他差点站起来和我握手。
我并不是拍马屁，不过，实话没说全。真实情况是这样：前几年，我集中精力学英语，收看电视新闻练习听力是日课。那年代，美国晚间黄金时段新闻主播有“三巨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美国广播公司的彼得·詹宁斯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我独爱拉瑟，原因是他的发音好懂。而这位莫耶斯先生，是坐在拉瑟先生左侧的评论员。前者把头条新闻报完，他就讲数分钟，对重要新闻作扼要的分析和精到的评论。看他的脸孔看了三四年。
粉丝在旁，快乐的莫耶斯先生更是乐不可支，和我聊开了。
看样子你是中国人？
是的，我来自中国。
噢，我刚刚去了一趟上海。很喜欢新闻吗？
是的，我天天看CBS的新闻，还看别的书，比如文学。
太好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很长久哦。我这次在上海，访问了好几位作家。
记得名字吗？也许我读过他们的著作。
有一位是Lu Xun。
您访问过Lu Xun？我问，缓慢地把“Lu Xun”说了两遍。
他肯定地说，是的，出色的作家。
我的脑筋转了一圈，想不起上海哪个作家叫Lu Xun。莫非他指的是鲁迅？不敢多问。
谈到这里，想到他要吃早餐，不能多叨扰，便告辞了。
后来，在图书馆翻到一本美国传媒界名人录，从中查到他的资料。我见他那一年，他五十出头。往前一二十年，即六十年代，他担任总统的特别助理，还成为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新闻秘书。
“阁楼”掌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美媒体围绕费尔蒙酒店的“阁楼”大做文章，将之命名为“全美国最昂贵套房”，每晚宿费为一万美元。2022年涨到一晚一万八千美元。
“阁楼”的老式豪华是货真价实的，它位于酒店主楼的顶层（第七层），面积为六千平方英尺，含有面积超大的卧室两间、大客厅一间、将旧金山海湾尽收眼底的阳台，可坐六十人的餐厅和大厨房。两层的圆形图书馆，以红色螺旋楼梯连接。天花板是以天堂为主题的壁画。还有一个桌球室，墙壁全部镶嵌彩色瓷砖，图案是在中东清真寺常见的，以繁复富丽著称，设计者亚瑟·厄本·波普是美国波斯艺术的先驱。
入住的名人数不胜数。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这里留下香艳的绯闻：有一次，他在这里和影星玛丽莲·梦露幽会。不巧第一夫人上楼，梦露从厨房后面的小门溜出，沿之字形窄楼梯到下一层，安全离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板本杰明·斯威格曾把阁楼当作自己的寓所。本杰明·斯威格生于麻省一个金融家之家，成年以后从事房地产生意，获得成功。1940年，移居西海岸，1945年购下费尔蒙酒店。
阁楼不但是大人物下榻之处，还因为地方大，名气响亮，成为本地人举办豪华派对的热门选择。我三天两头与同事在这里侍候客人。
拍电影《玉焰》
1994年，一部名叫《玉焰》的惊悚片在旧金山市区开拍。制片人租下阁楼，为期一星期。一来有好些镜头须在阁楼拍；二来，可作全体工作人员的吃饭、休息处。我被送餐部委派，独自包办这个团队的饮食。
剧组的主脑是制片人，开销全部由他掌握。五十多岁的白人，行事谨慎，一看就不是大手大脚之辈。其次是导演，四十多岁的白人。按照旧金山演艺工会的严格规定，任何剧组来这里拍片，必须雇请本地人。电工、布景工、灯光师、录音师、清洁工、搬运工，共二三十人，都是年轻白人。他们的分工严格，不可“捞过界”，比如，场内遗下垃圾须清理，别看作举手之劳，谁都可以干，但这活必须由清洁工来干。工会这样规定，为的是保障各人的饭碗，至于为此制片人额外付钱，那不关工人的事。
除了从大厨房搬运三明治、沙拉、面包和各种饮料，供应早午晚三顿之外，整天不能缺少咖啡、茶和汽水。为此，我整天待在阁楼。用餐时间后，事情不多，得以就近观察拍片。
电影《玉焰》剧照
影片的男一号是早已在电视屏幕上见了无数次的大卫·卡罗素，他担纲的连续剧《犯罪现场调查》近年热播，他饰演的是一位冷峻、机智的侦探。在这部片中，他是旧金山地区的检察官。这样的大牌，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不会腻在剧组等导演叫。他要一切就绪，才乘机从迈阿密的摄影棚飞过来，镜头拍完就离开。在大西洋之滨，男一号——侦探肯恩一角等着他。女一号也差不多。算得上“角色”而留下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白人男士，他一边啃火鸡三明治，一边和我聊天，告诉我，他饰演以贪腐出名的州长一角，本人是演话剧出身的。他待了四天，演完自己的戏份就离开。中国香港称为“茄哩啡”的群演，是在本地招的。有一个镜头拍的是在大厨房里警匪追逐，需要一群厨师陪衬。数十人都是酒店现成的厨师，每人拿一百五十美元，以平日穿的白色制服加高帽子出镜。在阁楼电梯前担任接待员的白人小姐，住在市区，是接到经纪人的通知前来的，只一个镜头——当管签到的会议接待员，拿二百五十美元。她进门，在化妆室被专业化妆师“加工”一番，换了服装便上场，拍完就走。后来我看片子，她现身不到一分钟。
导演威廉·弗莱德金，在片场大家叫他比尔。别以为这职业崇高优雅，他活像黑社会的老大，满嘴粗话。也难怪，他被制片人监督着，开销一旦超过预算，就挨警告。而这临时团队，由旧金山影业工会会员组成，个个是熟悉行情的“老兵油子”，按合同办事，分内事必做好，分外事休想请得动。一次，在大客厅拍，客厅隔壁的阳台坐满了人，都无所事事，吃喝，聊天，干赚工资。每人的时薪四五十美元，一天内超过八小时是一倍半。制片人对他们又恨又怕，赶走是不行的，片场需要钉一颗钉子，都只能由木匠出马。导演在客厅正要喊“开麦拉（开机）”，被厅外的嘈杂声惹怒，站在阳台上吆喝：“听着，你们一个个都给我闭上鸟嘴！别以为我没法治你们，上星期被你们敲去三十多万加班费，这一次休想！他妈的，光会占便宜……”顿时一片肃静。轮到制片人紧张了，如果这一群人罢工，那可是要命的，连忙招手，请大家进厨房吃甜点和冰淇凌。
阿拉伯王子
1993年，阁楼入住了一群来自迪拜的贵宾——沙特阿拉伯王子及其家眷、随从。据《旧金山纪事报》透露，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检查身体。换言之，是吃喝玩乐。按服务标准，入住阁楼享受“二十四小时管家”的待遇，也就是说，里面须有一名随时听吩咐的侍应生。我是其中一个。
王子带来的仆从有七八位，轮不到我们去侍候。所以，我等身为管家，只需待在厨房，以备不时之需。和我们腻在厨房里的，是一位随王子来的特殊人物——咖啡师。他尖嘴猴腮，年过五十，个性诙谐，讲英语时带浓重的中东口音，但足够流利。他只负责煮咖啡和茶，工作轻松，巴不得有人陪着。他告诉我们，他是埃及人，干这一行近二十年。他把手提箱内所有家当拿出：配套的彩色瓷杯、托碟、五花八门的香料、咖啡豆、茶叶、研磨机。托碟、器皿，全摆在操作台。早上，主人还在房间内，他闲着也是闲着，便给我和我的同事泡咖啡。广东俗语：“天旱三年饿不死伙头娘。”说的是下人因近水楼台，能享到与主人类似的福。他往铜壶里头倒砂糖、桂皮粉、小豆蔻粉和咖啡粉，再注入滚烫的水，顿时，浓香四溢。他得意地说，让他们尝空气好了。稍后，给每人斟一杯，还送上几块类似曲奇的椰饼，那是沙特阿拉伯的特产。午饭以后，王子他们要喝咖啡。我在旁观看，咖啡师所调制的咖啡，面上呈现金色。我问，是不是金箔？他摇头，说是油脂。油脂从哪里来？他稍加解释，咖啡豆须挑选，要深度烘焙，越新鲜越好，还要讲究研磨度，磨得越细油脂越厚。
王子是来这里玩的，起床很迟，早餐是自助式，食物放在长桌上，随人喜欢自取。午饭正式一些，是纯阿拉伯风，由大厨房煮几大盆羊肉、牛肉，搁在餐桌，王子和众人一边高声说笑，一边取食。清一色男子，从不见女眷，天晓得她们躲在卧室里怎么样打发日子。
这一行离开前结账，一共花了二十七万美元。两个随从抬着一个大行李箱到前台去，里头盛的是美钞。前台四个雇员点了一个上午。王子走了以后，留下一笔糊涂账——联邦调查局派两个探员驻守，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探员坐在阁楼门口，闲得发慌，就上网租电影看。不料王子一行没替他们付钱，他们又不肯自掏腰包，说是职务需要，几千美元挂了好久账。
州长的筹款餐会
1994年秋天，州长办公室给酒店下了订单，州长威尔逊要在阁楼举行筹款餐会，参加者是企业界人士。预计宾主总共五十人。餐厅放上五张圆桌，每张坐十人。州长的安保规格颇高。宴会开始前警察带警犬进入，里里外外搜查，确保没有炸弹。
宾客拿着请柬来签到。餐券不便宜，每位五千美元。扣除这顿饭的开销，剩余部分作为州长竞选连任的经费。来者都是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董事长、财务长一类要人。
威尔逊在四个保镖的护送下进场，大家并没有鼓掌，更没有欢呼。他微笑，和各位握手、寒暄。就餐前有一个历时三十分钟的鸡尾酒会，地点在阳台。
这位共和党籍州长的官声不错。他出生于1935年，当过律师，从政后担任过三届圣地亚哥市市长；1991年出任加州州长。此时全州的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局面，财政赤字高达六七十亿美元。他第一任期结束时，盈余达一百六十亿美元。
餐会开始，威尔逊作了施政演说。然后是自由发言。叫我惊讶的是，上台的都没给州长说好话，批评的方式各有不同，或尖锐或温和，一致的是不满州长的政策，从税收到各项法规，如何捆绑企业的手脚。有人出言威胁，不及时改正，我们的公司就搬到别的州去。
州长虚心地倾听，不予反驳。餐会的末尾，他作了简单的回复，承诺一定慎重考虑，采取对策。
以下一幕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散席后，州长与客人一一握别。然后，他和幕僚们在客厅里聊天。我们在旁收拾东西，他们并不介意。谈话我们都听到，主题是检讨今晚州长发言的得失，幕僚对“老板”的指摘比刚才的企业家还不客气，简直就是训孙子。“哪里有这样说话的？不是白白给人话柄吗？”一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拍了拍州长的肩膀说。年近六十岁的州长大人连连点头，表示接受。
分家产
1994年间，我在送餐部，接受一个任务：给阁楼的客人送上工作午餐。是自助餐，活计简单。
我先进阁楼布置，放好餐具。时间到了，把大厨房做好的三明治和甜品运上去，放在桌上。
客人陆续进入。许多人我是认识的。有李察的大儿子小李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当董事长的老爸提携，当上酒店集团的副董事长，但把一桩事搞砸，不到三个月就被爸爸撤职。他来得最早。有马文的小儿子，叫乔，被叔父安插在酒店担任经理。这个花花公子，有一次喝醉，在酒店外驾车撞死一个妇女。好在老爸付天价赔偿金，他免于坐牢，从此规矩了。还有李察的两个女儿，她们没一点富家小姐的气派，波希米亚风装束。1980年，酒店大罢工，清理房间的女工都站在酒店外的纠察线示威，无人干活。她们乖乖地穿上工作服，进各个客房换床单、吸尘，干得蛮合格。
很快打听清楚，这是斯威格家族为分家产而开的特别会议。
自从1945年本杰明·斯威格买下这家酒店，本杰明的大儿子马文在地产界翻云覆雨，风生水起；老二李察在酒店业坐镇，成绩平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福布斯》杂志开列“全美三百名富豪”名单，第298、299、300名分别是本杰明的三个后裔：马文、李察和他们的姐姐丹尼斯。各人名下的财富在六亿美元上下。
到这一年，马文已去世，李察病重。斯威格家族的第三代决定把所有酒店卖出，把家产分拆。这个会议关系到每一个人“拿多少”，非同小可。所以，家族成员到齐，都带来自己的律师。各人如临大敌。
会议当然是关门进行的，无人知道各方如何过招。我冷眼旁观，不断有人从会议室走出，尾随着自己的律师，在角落里窃窃私语，可能是讨论对策。
“威尼斯人厅”轶事
1947年，费尔蒙酒店由大名鼎鼎的室内装潢师德瑞帕主持的翻新工程完成，焕然一新的“威尼斯人厅”，犹如欧洲的宫殿。从此，它成为全市首屈一指的夜总会。几十年下来，上台演唱的大牌歌星，名字一长串。最具历史意义的，应该是托尼·班奈特1961年在这里首次演唱名曲《我把心留在旧金山》。每个周末，乐队和歌星在台上表演，台下，穿燕尾服的侍者在桌子旁穿梭，送上鸡尾酒和菜肴。
其中一位驻唱歌星是詹姆斯·布朗，黑人，被誉为美国灵魂乐的教父，说唱、嘻哈和迪斯科音乐的奠基人。一生录制了逾50张专辑，单曲超过119首。1965年和1987年获得格莱美两项大奖。我侍候过住在塔楼最豪华套间的布朗和他太太好几次。
詹姆斯·布朗
布朗其貌不扬，矮个子，偏胖，不修边幅，总是一副大大咧咧的土豪架势。开始那些年经济状况不错，他和他带来的伴奏团队都受到周到的礼遇。毕竟，驻唱按合约可以拿到丰厚出场费，不管观众多少。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陷入财务困境，连来这里登台的收入也预先花掉。我是怎样知道的？送餐部给客人提供三餐，一般以信用卡入账。但小乐队（他带来的四个年轻黑人）给送餐部下单，居然要付现款。这可是万中无一的例外。一次，乐队点了晚餐，负责送餐的侍应生按常规办事，把一桌子沙拉、牛排和饮料送进房间。乐队的头头签了单，开始吃。侍应生离开房间，回办公室销账。送餐部经理接到前台的紧急电话：他们不能赊账，必须马上进房间收现款。侍应生赶回去，人家吃在兴头上，前者要他们付现钱，他们一律摇头，说没有，连信用卡也拿不出。侍应生无奈，走出门外，给前台打电话，问怎么办。前台说，把食物撤走。于是，他回去，在乐手们嘟嘟囔囔的抗议中，把桌子推出房间。乐手们抱怨说，我们都吃掉一半了。侍应生说，找你们的老板去。
当然，作为老板的布朗，不至于不准在酒店内吃饭。一天中午，他从套房打来电话，为自己和第三任太太点了午餐，并不奢侈，每人一块俱乐部三明治，一块栗子蛋糕，加上咖啡。账单上标出的总数为六十多美元。我放在一张带轮子的餐桌，推上22楼。开门的是布朗先生。
布朗和他的太太，我见过多次。多数场合，布朗神情欠佳，尤其是他的白人太太，不到四十岁，脸色苍白，总是一脸晦气，坐在长沙发上不理睬人。老公要低声下气，劝她起来吃饭。但今天不同，布朗先生穿酒店提供的高级睡袍，刚洗了澡，神采奕奕，一反过去的冷淡，居然和我这个既非美女又不是同族裔的人聊起来。
“你是亚洲人？”他笑嘻嘻地问。此时，靠在窗口，背后是蔚蓝色海湾，天使岛前后的白色游艇，犹如天鹅。他的厚嘴唇裂开。我想，从那里吐出多少美妙的歌曲，早在近三十年前的1965年，他就以一曲《老爸的新袋子》风靡一时，同名专辑获得格莱美最佳R&B唱片奖。
我连忙说：“是的，中国人。”
“噢，真巧，我下月去亚洲巡回演唱。”
“太好了！去哪些城市？”
“中国台北、新加坡、首尔、东京……”
“亚洲歌迷有福了！布朗先生，也许阁下有所不知，亚洲人选‘全球最受欢迎歌星’，把您排在第二。”
“是吗？”他紧张地靠近，直视着我。
“你从哪里知道的？”
“当然知道，我从亚洲来的嘛！”
我对西方音乐所知极少，布朗的灵魂乐只偶尔听过。迈克尔·杰克逊几首最热门的歌充其量哼得出一两段，如此而已，何曾有发言权？不过是逗笑取乐，英语叫“Bull shit talk”。不料他当真了，可见，“人爱奉承”乃是和“人总是要死的”一样的真理。
“呵呵，那么，谁是第一？”
我略加沉吟。他的头微俯，更靠近我，仿佛在等待法官的判决。
我响亮地说：“第一名是迈克尔·杰克逊。”
他豪迈地笑起来，握着我的手，连连说：“感谢，感谢。”
这时，他睡眼惺忪的太太从卧室走出。他迎上去，对她说：“甜心，这位先生刚刚告诉我，亚洲人把我选为‘全球最受欢迎歌星’第二！”他太太竟笑了，吻了他一下。这是我所见到的，他们夫妻唯一的欢乐与亲密的场景。
布朗忽然省悟，问我：“账单呢？”我来前领班已交代，账单不必交布朗签，由陪他来的演出公司经理签即可。
我说：“不必您签。”
“给我。”他下命令。
我只好把账单递上。他拿起笔签了名字，加上小费：200美元。按常规，小费为账单总数的15%到20%，也就是10元至15元。他太大方了！我连忙道谢，祝他亚洲之行成功。
回到送餐部，我把账单交给领班。领班说，他的签名没效，把小费200美元的一个零划掉，我只拿到20美元。领班是流行乐迷，他告诉我，最近，布朗先生的演艺生涯达到高峰，刚刚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怪不得心情这么好。
回过头去说说布朗的舞台——威尼斯人厅。布朗这次演出结束不久，夜总会结业。据说是全美老式夜总会最后一家，连年亏损，一年至少赔六十万美元，虽然留下极佳的口碑，也要断臂求生。
酒店从银行贷了一笔款子，陆续将客房以及供会议、派对用的厅、室翻修。威尼斯的古典风格被抛弃，换上明快、简约的现代气派，墙壁由深红变为奶白。谁也想不到，这次装修闯下大祸。
千禧年到了，酒店跟往年一样举办迎新年盛宴。宾客买上一揽子门票，内容包括鸡尾酒会、晚宴、舞会，住宿一晚。价格为每人500美元，只有中上层的人才付得起。新世纪第一年更不可错过。一切正常进行。晚宴设于威尼斯人厅，宾客约二百人，男士要么穿晚礼服，要么穿西装，女士一律穿长裙。特设的菜单为法式，一共七道，每一道配不同的葡萄酒、香槟、干邑。那时是晚间八点，高价聘来的海岸乐队和歌手，开始表演。
穿一袭黑色晚礼服的女报幕员对着麦克风说：“下一个节目，请欣赏……”话音刚落，舞台上方发出异响，两道黑烟喷出。客人们鼓掌、欢呼，谁都以为这是为下一个节目制造的特殊效果。黑烟遮蔽了舞台上方。“下雨了！”有人惊呼。天花板上安装的消防装置自行启动，水从数十个喷水器洒下。舞台上的表演者呆若木鸡。报幕员摊手耸肩，无法回答宾客的质问。宾客们纷纷站起，拿起餐巾遮住头部。“雨”继续下，不算大，但持久。所有的桌子、椅子，以及餐桌上的鲜花和餐具全都湿漉漉的，还好只上了第一道菜——鲑鱼卷，客人基本上已吃完。受不住了，大家往外面逃，站在走廊里，叽叽喳喳地议论。
值班的副总经理和餐饮部主任赶来。事故的肇因查明，是为消防系统翻新的专业公司惹的祸。按联邦的相关法规，公共场所必须安装自动灭火器。这种装置的开关是石蜡做的。一旦室内发生火灾，温度升高到临界点，石蜡被融化，“水龙头”给拧开，水便喷出来。经理当机立断，请客人到大堂稍事休息。
宴会部及杂工部所有人立刻动手，在和威尼斯人厅只隔一条走廊的黄金厅内，重新摆上桌子、椅子，安装临时舞台，舞台前铺上木地板作舞池。三十分钟过去，已在洗手间把衣着和妆容整理过的宾客走进黄金厅，把湿漉漉的外衣挂在衣架，落座。
添酒回灯重开宴，吃过主食小牛肉，男士请女伴去跳一曲《蓝色的多瑙河》。依然衣香鬓影，弦歌飞扬。零时接近，倒数，庆祝新一年将临，拥抱、祝福、喝香槟、跳舞，节目一个不漏。
酒店为了致歉，宾客的全部开销免单。合计二十多万美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威尼斯人厅里的高级地毯被水湿透。工程部在四处放上高速鼓风机，日夜开动，吹了好几个昼夜。世纪如此交替，独一无二，所有参与者都不能忘记。
2011年，我从酒店退休，生命的精华消耗在“饭碗”上，良可慨叹。谁不是这样呢？好在，留下丰富的记忆。
Frontiers
刘荒田
刘荒田，作家，现居美国旧金山。主要著作有《唐人街的桃花》《我是台山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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