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6日，北京协和医院，章含之走到了生命尽头。病房里没有喧闹，只有医护人员轻声记录着各项体征，家人守在一旁。她的意识已经十分微弱，却清楚交代了一件身后事：“把我送回爸爸身边。”
这句话并不复杂，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她所说的“爸爸”，并非陪伴她多年的丈夫乔冠华，而是养父章士钊。她还交代，不设灵堂，也不与乔冠华合葬。一个在外交场合见过大世面的女性，临终时没有留下宏大的话题，只指向一处私人情感的源头。
章含之一生，确实承担过三种身份。她是章士钊的女儿，是乔冠华的妻子，也是洪晃的母亲。三种关系都很重要，但分量并不相同。妻子意味着共同承担，母亲意味着主动付出，只有女儿这个身份，更多是被照料、被保护。
1935年，章含之出生于上海。亲生父母早逝后，她被章士钊收为义女。那时的中国局势动荡，个人命运往往经不起几次风雨推搡。章士钊年长她许多，却给了她稳定的生活环境，也把自己的学识、见闻和处世方式，悄悄传给了这个孩子。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章士钊曾随和谈代表进入北平，年仅十三岁的章含之也来到这座古城。她后来回忆早年的北平，记忆里既有政治风云，也有街道、车辆和校园生活。大时代从身边经过，少年人未必立刻明白，却会在多年后发现，那些细节早已成为性格的一部分。
她在贝满中学读书时，英语成绩突出。高考成绩原本可以进入清华，但章士钊认为外语将来有用，建议她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1960年毕业后，她留校任教。教师这个职业本来安稳，然而一次偶然的谈话，把她推向了更大的历史现场。
1963年，毛泽东与章士钊交谈时得知章含之教授英语，便提出请她授课。此后，她承担了为毛泽东讲授英语的任务。课堂从基础发音和日常会话开始，课外也会谈到一些生活话题。对章含之来说，这段经历既是工作，也是一次特殊的人生遭遇，使她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个人与时代之间的交错。
她的婚姻经历，同样带有那个年代的复杂印记。与乔冠华相识时，两人都已不是年轻人，性格又都鲜明，初次接触并不算顺利。后来在外交工作中多次相处，彼此的才华和个性逐渐形成吸引。1973年，两人结婚。乔冠华时年六十岁，章含之三十八岁。
婚后生活并非只有浪漫。乔冠华长期承担外交事务，工作繁重，章含之也有自己的事业与判断。1976年以后，乔冠华身体状况恶化，1978年9月22日因病去世。章含之经历了长时间的照料与失去，之后多年都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这段婚姻。
有意思的是，她并没有把人生停留在妻子的角色里。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她继续参与研究和文字工作，写作、翻译、调研一样不少。她说话直，做事快，遇到不合意的工作方案，会当面指出问题。有人觉得她锋利，也有人认为那是知识分子不愿敷衍的脾气。
2002年，章含之接受肾移植。手术让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身体的边界，也促使她整理和书写往事。她出版的文字涉及外交、家庭和个人经历，但并不刻意把自己包装成传奇人物。她知道，身处历史现场不等于可以随意改写历史。
女儿洪晃曾谈到母亲的性格，认为她漂亮、聪明、有风度，也有很强的主见。章含之对女儿的态度并非事事干预，而是强调做人要有分寸。她常说：“先做人，再做事。”这句话听着朴素，却包含着她对家庭教育和个人选择的理解。
因此，临终时章含之选择回到章士钊身边，并不等于否定乔冠华，也不是对女儿感情的疏远。乔冠华曾是她人生中重要的伴侣，洪晃则是她作为母亲长期牵挂的人。只是到了生命末段，她想回到那个最早接纳她、保护她、教她读书识字的人身边。
那座墓地，对她而言或许不只是安葬之所，更像童年生活留下的坐标。她曾以教师身份走进特殊课堂，以妻子身份承担家庭风雨，以母亲身份陪伴女儿成长。临终安排却没有选择最显眼的身份，而是把自己重新放回章士钊义女的位置。这个决定很安静，却足以说明她心中最早、最稳的归属。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