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陕西商洛山阳东南的漫川关，寒风裹着山雾压向峡谷。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阻击战，而是一道必须立即撕开的生死关口。
此时，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已经行军数千里。部队原计划经秦岭南下，进入汉中一带寻找落脚之地，可前有险关，后有追兵，沿途又缺少地方组织和群众掩护，行军消息很容易暴露。
漫川关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关城，而是一片被群山夹住的狭长通道。金钱河、靳家河在附近交汇，山岭高峻，道路逼仄，几条山路像被石壁挤出来一样。当地流传的说法很形象：“进了漫川关，恰似鬼门关。”
红军大部队进入峡谷时，敌军已经抢先占据隘口。与此同时，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多个师从不同方向压迫过来，兵力约在数万人规模。两万多名红军被挤在十余里长的山地之间，稍有迟疑，前后两端便可能同时合拢。
更棘手的是部队状态。长途转战使弹药、粮食不断减少，许多战士草鞋磨破，脚上带伤；重武器受地形限制，伤员和掉队人员也难以及时收拢。山中已近隆冬，夜间寒冷刺骨，部队既不能久困，也不能贸然分散。
危急时刻，张国焘曾提出把部队化整为零，分头向外突围。这个想法看似能够缩小目标，实际上却会让各部失去统一指挥。敌人一旦封锁山口，分散部队很可能被逐股围歼。
陈昌浩和徐向前都不同意。他们的判断很直接：兵力越分散，越没有力量打穿封锁线；只有集中主力，选准敌军薄弱处，在夜色掩护下突然出击，才有可能打开缺口。
“不能把队伍拆散。”陈昌浩明确表示，“要集中力量，打出去。”
作战部署很快确定下来。红军选择敌军防守相对薄弱的方向作为突破点，要求各部同时行动，先以猛烈突击打乱守军，再向两侧扩展，牢牢控制住缺口。突围不是单纯逃跑，能否守住刚刚夺取的高地，同样决定着全军能不能通过。
夜幕降临后，山谷中的枪声突然密集起来。守军尚未完全进入战斗状态，红军突击部队已经逼近阵地。敌军仓促还击，部分阵地出现动摇，红军趁势撕开了一道口子。
但真正的危险刚刚开始。敌军很快调集兵力，准备在后方重新组织防线。若突破口被封闭，已经冲出的部队会与后续人马断开，峡谷里的大部队仍然无法脱险。
陈昌浩没有停留在后方等待消息，而是带领警卫人员和部分部队向关键高地机动，抢占垭口附近的制高位置。据张国焘后来回忆，陈昌浩行动极快，仅用大约一个半小时，便带领十余名骑兵控制了通往要点的小路。追击部队因迟到，没能及时封死通道。
这段记载之所以引人注意，与张国焘一贯的叙述习惯有关。他在回忆录中对许多旧日同事多有批评，能够专门肯定陈昌浩的临机处置，说明当时的局面确实紧到了极点。
高地争夺异常惨烈。山梁狭窄，红军难以展开，敌军则凭借密集火力封锁通道。进攻部队只能利用岩石、树木作掩护，一批接一批向上冲。有人倒下，后续人员立即补上；干部伤亡后，基层指挥员接替位置继续组织战斗。
陈昌浩靠近前沿指挥，并非没有风险。作为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完全可以留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但在突破口尚未稳固时，前线情况瞬息万变，单靠层层传令很难准确判断敌我态势。他亲自到达关键地段，对稳定部队情绪、统一突击方向起了实际作用。
有意思的是，漫川关并没有演变成一场依靠装备取胜的战斗。红军缺少炮火优势，地形又不利于大兵团展开，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突然性、集中兵力和连续冲击。敌军每一次反扑，都被挡在已经夺取的山梁之外。
经过激战，红军付出重大伤亡，主力终于突破漫川关方向的封锁，攻占竹林关一带，进入陕南，摆脱了敌军合围。这个结果并不轻松，部分担任主攻的连营伤亡很大，但部队没有被截断，战略转移得以继续。
漫川关之战的价值，不只在于突围成功。它证明，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红军仍能通过集中力量、快速决断和近距离指挥，把一场可能导致全军覆灭的危局，转化为打开通道的战斗。张国焘后来那段少见的称赞，正是留在这场恶战中的特殊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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