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员扶老人
被索赔92万，
恶人快乐，善人受罚，
这世界真的出问题了
文 | 雾满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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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
善良之人，避免了倾家荡产的厄运。
但也仅此而已。
时间，2025年6月17日中午。
地点：广东江门乡镇道路。
一个老人行走在路上，咣！摔倒了。
快递员李金阳（化名），开着快递三轮车愉快经过。
他的路线，跟摔倒老人没有交集。
只是从后视镜，看到十余米外人行道上老人摔倒。
如果李金阳直接走过，就没事了。
他停车，过去扶起老人。
他问老人要不要去医院。
老人说不用。
但他看见老人鼻子有凝固血迹，就主动拨打120。
救护车到后，他协助送老人去医院。
家属赶来，他也不肯离开，继续留在医院照看。
他回去，还多次关心老人恢复情况。
于是老人家属，愉快起诉快递员李金阳。
索赔92万余元。
（02）
家属起诉李金阳撞了老人。
李金阳去找交警。
交警出具证明：三轮车无刮碰痕迹。
事发路段监控盲区，无法证实车辆和老人有接触。
摔倒的老人，也多次否认被车碰到。
法院一审，驳回家属索赔请求。
家属继续上诉。
但修正了主张——主张是三轮车行驶的气流、噪音、惊吓（非接触侵权）造成老人摔倒受伤。
这次好多网友，替李金阳捏了把汗。
你如何证明自己，没吓到老人呢？
这是无法证明的。
无法自证清白，李金阳很危险。
幸好二审法官没有追究李金阳：
江门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李金阳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明确观点：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救助善举，就推定他是肇事者，否则会打击社会善意，违背公序良俗；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快递员行为和老人受伤存在因果关系，不需要赔偿。
李金阳（化名）背影图片网络图源
（03）
李金阳案涉及三个问题，让网友愤愤不平：
第一个，快递员清白胜诉，但只有免责，没有奖励，付出的时间精力损失没人兜底。
李金阳事件，目前只走在法院层级。
法院只管“该不该赔钱”。
不管“好人救人的成本谁承担”。
本案判决本质是：你没有侵权，所以不用赔92万。
这是免除责任，不是表彰善举。
法院没有权限直接给好人发奖金、赔偿他应诉误工、心理压力损失。
法院只管分清谁有错，不负责奖励美德。
好人救助的隐性成本，法律目前没有强制转嫁机制：
李金阳付出：多次配合交警笔录、出庭应诉、反复接受询问、长达一年多心理煎熬、请假跑诉讼消耗的时间精力。这些属于见义勇为过程中的附带损耗。
如果救人过程里好人自己受伤，《民法典》见义勇为条款可以让侵权人补偿；没有侵权人，可以找受益人适当补偿。
但单纯被诬告起诉、耗费精力打官司，不属于传统意义“见义勇为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
本案老人是自己摔倒，老人家属属于民事起诉，不是故意诬告犯罪。所以这套补偿规则触发不了。
奖励属于另一套体系（不是法院管）：
见义勇为表彰、奖金，是民政、政法委、见义勇为基金会认定后发放，属于行政系统的社会激励，不是诉讼的必然结果。
李金阳的现实困境，缘自于：很多地方见义勇为认定，偏向“制止歹徒、抢险救人这类高风险救人”；像路上扶起摔倒老人这种日常善意救助，很多时候很难进入见义勇为名录。
总之，法律做到了不冤枉好人，但没做到为好人兜底所有代价。
好人依然要自己扛诉讼的时间、精神成本。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04）
第二个问题，家属起诉索赔92万败诉，但是家属几乎没有惩罚，为什么？
首先要区分两件事：
一是合理维权。
二是恶意虚假诉讼。
不是“最后官司输了” 就意味“你就是讹人，要被处罚”。
家属二次起诉的逻辑：他们认为老人摔倒，是快递车的气流惊吓导致受伤（非接触侵权），这在法律上是一个可以被提出来的民事主张，属于对事实理解有争议。
所以这件事，李金阳虽然很委屈，但并不属于恶意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的认定门槛很高：
需要证明当事人明知是虚假事实，故意捏造证据，以侵占他人财产为目的起诉。
本案家属，是基于老人受伤的客观后果，提出了一个法律上可辩论的主张；
法院只是不认可他们的证据和因果关系，不等于家属故意捏造全部事实，达不到虚假诉讼、敲诈勒索的刑事标准。
民事诉讼规则：任何人都享有起诉权。
法律保护公民的诉权。
哪怕你的理由站不住脚，你依然有权去法院起诉。
如果只要败诉就罚款、拘留，会导致大家不敢起诉维权——万一普通人对法律理解错了，稍微主张错一点就要受罚，老百姓不敢打官司。
李金阳案，家属只是证据不足、因果关系不成立，不属于“故意造假骗钱”。
这种“看起来像讹人，但卡在法律模糊地带”的民事索赔，惩罚门槛很高，绝大多数情况只会败诉，不会额外追责。
总之，法律允许普通人基于自己认知去起诉。
只有刻意伪造证据、凭空捏造事实骗钱，才会被处罚。
单纯“主张不成立”不构成惩罚理由。
（05）
第三个问题：如何设计社会规则，做到奖善罚恶，保护行善者？
这个问题分三层：
第一层：保护行善者，减少好人的风险和成本。
这一层，又分三个组成：
一是法院，在证据推定规则上确立：善意救助者推定无责，也就是“好人条款”
《民法典》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条还可以继续强化：
发生类似案件，举证责任更多压给原告。
不能让救助者自证清白。
李金阳案就是这么判的。
可以继续细化：一旦没有证据证明救助人有过错，直接驳回，并且简化程序，减少救助人出庭、取证的时间成本。
二是社会建立兜底机制，承担好人打官司的成本
设立专项基金：行善者被起诉，由见义勇为基金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胜诉之后，可以支持向滥诉方主张律师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
把普通善意救助纳入见义勇为认定范围，不再只限定于抢险、斗歹徒；日常扶人救人，符合条件就可以拿表彰和补助，弥补时间精力损失。
三是公安层面：接到这类纠纷，固定证据优先
第一时间调取监控、车辆痕迹鉴定、询问笔录，尽早固定证据。在纠纷初期就分清有没有碰撞，减少后面漫长诉讼。避免监控盲区下，好人陷入长期拉扯。
（06）
第二层：惩罚恶意滥诉、诬告讹诈，遏制“输了官司没代价”
这一层分两部分：
一是细化区分：正常维权以及恶意滥诉
先说正常维权：当事人认知错误、证据不足，只是败诉，不处罚；
恶意滥诉：明明没有事实依据，刻意夸大伤情、隐瞒事实，反复起诉索要高额赔偿。法院可以启用虚假诉讼惩戒：罚款、司法拘留；情节严重直接追究刑责。
建立追责制度：民事败诉后，救助人可以单独起诉，追究对方恶意诉讼带来的损失（误工费、律师费）。
现在这条路径有，但实践中用得很少。
二是建立失信记录
多次无依据高额索赔、恶意起诉助人者的当事人，纳入诉讼失信记录，限制后续同类诉讼。
（07）
第三层，社会层面配套
法律只是底线，不能强迫大家做好事，而是消除做好事的风险。
法律不用奖励每一次善举，但要做到：
行善的最低保障——行善不会惹上巨额官司，就算被起诉，也不用自己承担高昂应诉成本；如果是恶意讹诈，讹诈者要付出实实在在代价。
（08）
最后的总结：
现在法律已经做到不冤枉好人，但短板在两处：
一是好人应诉的时间、精神成本没有自动兜底，最多免责但没有补偿损失；
二是“疑似讹人”的民事索赔，惩罚门槛太高，只有纯粹造假才会被罚，单纯证据不足的起诉几乎无代价。
给好人减负，给恶意滥诉增加成本，这个过程，有可能比我们预期得更要漫长。
（*本文配图来自AI绘画及网络，仅供参考）
昨日雾曰
38岁的沈括，成为高官赘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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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男人沈括，用他那双颤抖的手，掀开新娘子的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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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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