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哭了很久。
不是伤心，是憋了六年的气终于松了口。窗外的知了叫得正欢，锅里的绿豆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我把那张印着"武汉大学"四个字的通知书贴在胸口，眼泪把衣服都湿透了。
我叫陈秀梅，今年四十七岁，湖南邵阳人，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
说"一个人"，其实也不完全准确——我男人林建国还活着，就是活在非洲某个矿场里，每年往家里打一笔钱，然后继续消失。
事情要从六年前说起。
那年儿子林浩刚上初一，林建国说有个老乡在赞比亚开铜矿，拉他去做工头，一个月能挣两万多。我当时心里就打鼓——家里又不是揭不开锅，何必跑那么远？可他说得天花乱坠，说挣够了钱回来给儿子买学区房，给我开个小店。
我信了。
头两年他还老实，每个月准时打钱回来，逢年过节也会视频。后来电话越来越少，钱也越打越不规律。再后来，我在他手机备份里翻到了一个叫"阿芳"的女人发来的照片。
我没吵，没闹。
把手机放回原处，第二天照常起床，给林浩煮了一碗猪油拌饭，送他去上学。
街坊邻居都说我傻，说男人在外面花花肠子多，你不管不问，他还以为你默许了。我妈更是急得跳脚，说你这死丫头，离婚！趁早离！
我没离。
不是舍不得他，是舍不得林浩。
那时候林浩正是最关键的初中阶段，我一个人在县城做会计，工资三千出头，房贷每个月一千八。离了婚，林建国那边的钱就彻底断了，我一个人撑，撑得住吗？
我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然后把委屈压进肚子里，继续过日子。
那几年，我把全部的心思都搁在林浩身上。
早上五点半起床，给他热牛奶、煎鸡蛋。晚上等他做完作业，我再去洗碗、备第二天的早饭。周末骑着电动车送他去补习班，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两个小时，冬天冷得手脚发麻，也不舍得走远。
林浩懂事，从不乱花钱，成绩一直在班里前三。有一次他问我："妈，爸爸为什么不回来？"
我说："他在挣钱，挣够了就回来。"
林浩没再问。但我看见他把林建国的照片从书桌上收起来，放进了抽屉最底层。
高三那年是最难熬的。林建国突然打来电话，说矿场效益不好，这个月钱可能打不过来。我当时正在单位加班，接完电话，在厕所隔间里站了五分钟，然后出来继续对账。
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跟我妈借了五千，把家里的黄金首饰押了两件，硬撑过去了。
高考前一晚，我给林浩煮了他最爱吃的剁椒鱼头，两个人坐在小饭桌前，我说："浩子，不管考成什么样，妈都在。"
他低着头扒饭，鼻子红了一下，说："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林建国也打来了电话。
他说听老乡说林浩考上了武大，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很熟悉的轻飘飘的骄傲，好像这六年的苦都是他吃的。
然后他说："秀梅，我想回来。咱们把这事翻篇，重新过。"
我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
窗外的知了还在叫，绿豆汤还在咕嘟。我看着桌上那张通知书，想起那些五点半的早晨，想起在补习班门口冻僵的手，想起跟我妈开口借钱时说不出口的那种羞涩和心酸。
我说："建国，你继续在非洲打工吧。"
他愣了一下，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字面意思。林浩的学费我来想办法，你的钱我也不稀罕了。这六年你在外头怎么过的，你自己清楚。我不想翻旧账，但也没兴趣重新过。"
他还想说什么，我把电话挂了。
挂完电话，我把绿豆汤盛了两碗，一碗放着等林浩回来喝，一碗自己端着坐到院子里。
傍晚的风带着一点稻香，邻居家的狗懒洋洋地趴在墙根底下，远处有人在放收音机，唱的是老歌。
我喝了一口汤，甜的。
这六年，我没有活成别人眼里那种"可怜的留守妻子"，也没有活成烈女或者怨妇。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湖南女人，把日子一天一天地往前拱，把儿子一点一点地往上托。
如今托到了武汉大学，我觉得，值。
至于林建国——他在非洲挺好的，那边气候热，适合他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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