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帘还没拉开,我就听见楼道里有人拖着行李箱的声音。

那是我男人出门的声音。每次出差前,他都要在门口磨蹭好一阵——检查钱包、摸手机、回头看我一眼,说"你在家好好的,我过几天就回来"。我每次都点头,每次都笑着送他出门。

那天早上也一样。

我站在阳台上,看他拖着箱子走进电梯,电梯门合上,那个背影就消失了。我端着热豆浆,随手往对面楼扫了一眼——对面是个老小区,八楼住着一户人家,平时不怎么晒东西。

但那天,一床粉色床单挂了出来。

粉得很扎眼,像桃花,在灰扑扑的楼道里格外显眼。我没多想,转身进屋收拾碗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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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我压根没放在心上,直到我闺蜜秀珍来找我打牌。

秀珍是个心细的人,眼睛跟探照灯似的,什么都逃不过她。那天她坐在我家阳台上嗑瓜子,突然停下来,眯着眼往对面看。

"你老公今天出差了?"

"嗯,一早走的。"

她沉默了一下,把瓜子壳捏在手心里,慢慢说:"你注意过没有,你老公每次出差,对面八楼就会晒粉色床单。"

我愣了一下,笑她:"你想多了吧,人家晒个床单跟我老公有什么关系。"

秀珍没笑,她把椅子往我这边挪了挪,压低声音:"我来你家这么多次了,我记得清楚。上回你老公去广州,那床单晒了三天。再上回去深圳,也是。你自己想想。"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划了一下。

不疼,但有点凉。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

我躺在床上,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都是那床粉色床单。说不在意是假的,可我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对面住的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凭什么就往那上面想?

可秀珍的话像根刺,拔不出来。

我跟我男人结婚十一年了。他叫建国,是个老实巴交的工程师,不抽烟、不喝酒,每个月工资准时打到家里账上,逢年过节还记得给我妈买东西。我们之间没什么大风大浪,日子过得像白开水,平淡,但踏实。

我不是没想过他会不会有外心。哪个女人没想过这个?但每次想完,我都觉得自己多余——建国那个人,哪有那个胆子。

但那床粉色床单,偏偏就在他出差的早上晒出来了。

我悄悄数了数,秀珍说的没错。这半年,建国出差了六次,我回想了一遍,好像每次对面都有动静。只是我从来没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过。

我没有去质问建国,也没有去敲对面那户人家的门。

我做了一件更笨的事——我开始观察。

我把阳台的椅子搬到了靠窗的位置,每天早上端着茶杯往对面看。对面八楼的窗帘是米白色的,厚实,平时看不出什么动静。粉色床单晒出来的时候,风一吹,会轻轻飘起来,像个信号。

建国下次出差是三周后。

那天早上他走了,我站在阳台上,心跳得有点快。

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对面的窗户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探出身子,把那床粉色床单抖了抖,搭上了晾衣架。

我盯着那个老太太看了好半天。

她动作很慢,腰弯着,晒完床单又晒了一件碎花睡衣,然后把窗户带上,消失在米白色的窗帘后面。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后来我去问了楼下的老张头,才知道对面八楼住的是一对老夫妻,老头前年走了,老太太一个人住,儿子在外地,逢年过节才回来。

那床粉色床单,是她年轻时候的嫁妆,用了几十年,洗了又洗,还舍不得扔。

老太太有个习惯,天气好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晒晒,说能晒出太阳的味道,睡着香。

我把这事儿告诉秀珍,她听完,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捂着嘴笑得直不起腰来,说:"哎呀,我这乌鸦嘴,害你担心了这么久!"

我也跟着笑,笑着笑着,眼眶却有点热。

不是因为虚惊一场,而是因为那个老太太。

她一个人住在八楼,把几十年前的粉色床单晒出来,晒太阳的味道,晒一个人的日子。

那床单飘在风里,像是在跟什么人说话,又像是什么都没说。

我想,有些东西,你以为是信号,其实只是一个老人在想念她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