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由瑞典人收藏、英国人影印、日本人重刊、朝鲜人雕版的中国高僧法显法师的印度游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毛瑞方在参加“文明共生与互鉴：古代中外物质技术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向与会者展示了这部典籍，成为当天讨论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处注脚，生动诠释了一本典籍可以走多远、在传播中又经历怎样的变化。研讨会于9月17日在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以下简称“古典院”）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主办，来自中国、希腊、越南、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围绕古代中外物质技术的跨文化交流、文明交流的视觉形象与文物实证、古代中医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互鉴、中外文明互鉴的历史文本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从典籍、图像、器物到医学知识和制度文化，与会学者从不同材料出发，讨论物质与知识如何跨越地域，又如何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重新理解和塑造。
交往在流动与转化中发生
“自汉唐始，中华文明便持续对东亚周边区域形成深度文化辐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告诉本报记者，张骞出使西域期间，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可见在由国家主导的西域交通体系正式成型之前，民间自发的跨区域贸易与文化往来网络早已存在。
中华文明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持续吸收来自外部世界的物质、技术与思想。张国刚表示，思想文化通常要经过消化、吸收和改造，才能真正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入华就是典型案例。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没有取代原有的文化传统，而是在千百年的双向互动、融合调适之中，不断丰富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例证。
毛瑞方则从典籍出发讨论文明如何实现跨地域传播。在她看来，典籍不仅是知识内容的载体，还具有物质、精神和社会三重属性。典籍首先是可以携带、抄写、刊刻和收藏的物质实体，承载着思想、信仰和知识，并在人群、地域和文明之间经历流动、接受、分类、诠释与再造。她将“典籍国际性”概括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生成来源的跨地域性、传播流通的跨国流动性以及意义价值的双向共享性。她同时强调，国际性并不否定典籍的民族性，不同文明接纳外来典籍时，始终伴随着筛选、取舍和重新解释。
外来知识进入本土知识体系的过程，还可以从古代图书目录的变化中得到观察。毛瑞方发现，佛教典籍进入中国后，最初在传统目录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随后逐渐进入正式分类体系。新知识被放在什么位置、以什么名称归类，反映出本土知识体系如何面对外来文化，又如何在接纳过程中调整自身。
东西方图像的互传，是文字典籍之外另一套持续运行的知识传播路径。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天舒从佛教忿怒尊常见的“火焰状上扬头发”入手，追溯这一视觉因素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她认为，贵霜时期的降魔图像受到古罗马战争场面的影响，其中战败异族逃亡时头发飞扬的形象被吸收到新的图像体系中。此后，上扬的头发逐渐与忿怒和力量联系起来，并在不同宗教图像中继续发展。一个视觉因素在跨地域传播中不断进入新的语境、获得新的含义，也从图像层面呈现了文化因素在交流中的吸收与转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学立以9世纪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为中心，考察了阿拉伯旅行者眼中的唐代医药文化。文献对唐人的卫生习惯、药材香料、诊疗方式和公共医疗制度均有记录，其中还记载了面向公众的医药碑刻以及贫困者获得药费救助等情况。宋学立认为，这类域外材料为理解唐代医学文化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本土医籍的观察坐标，但需要与中国医书、医典和诊疗实践相互印证。由外来观察者记录中国医药，又有中国药物进入阿拉伯世界，这一过程折射出丝绸之路背景下持续而双向的知识往来。
借助物质载体观察文化互动
文明交流不仅体现在知识和观念的传播中，也会具体落实到书籍、日常物资等不同物质载体上。对文献的考察，也可以从书籍本身的物质形态切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丽萍以敦煌文献为例，将目光投向文献的装帧形式。敦煌文献不仅保存了卷子装、经折装等传统形态，也留存有册子本等不同装帧形式。她认为，文献的装帧形态为观察古代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提供了一个具体切入口。敦煌册子本的内部结构和制作方式与西方古典时代晚期开始流行的册子本存在相似之处，其在汉文文化圈的出现可能与西方写本文化的接触有关。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阮苏兰则将目光投向文字载体的材质。她告诉记者，以往有关中国文化在越南传播和本土化的研究，往往关注文本或物质遗存，对承载文字的物质媒介关注较少。她以两件银质文书为例，追问为什么选择银作为文字载体，以及材质、文书内容和使用情境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研究显示，从至少17世纪到20世纪，中国形成的一些礼仪制度和规范传入越南以后，结合越南的具体历史环境进行了调整。将文字内容与其物质载体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更具体地看到中国制度文化进入越南后的接受、调整和本土化过程。
在阮苏兰看来，银质文书一方面遵循礼制和王朝规范，另一方面又承担沟通、政治表达和外交功能。研究视线由此可以从“写了什么”延伸到“为什么写在这种材料上”，考察文字内容与承载它的物质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共同传递信息、表达身份和权力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艳玲注意到，以往讨论中外物质交流时，学术界往往更多关注高附加值的奢侈品，但茜草、蓝草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普通物资，同样值得重视。她结合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国传统文献、出土纺织品及相关检测成果，对汉唐西域茜草染红、蓝草染青的生产和使用展开考察。茜草既见于古希腊罗马文献，也出现在中国文献中；西域出土文书和纺织品则进一步显示，染料的种植、征收、语言称谓、服色制度和知识传播存在密切联系。这些“低附加值、高频次”的日常物资，更能真实呈现丝绸之路文明交汇与共生的历史全貌。
在比较与对话中深化认识
追索交流史，需要寻找不同文明之间真实发生过的联系；进行文明比较，就要辨析不同社会如何回应相似的问题。前者着眼于文明之间实际发生的流动与接触，后者则可以通过异同比较，更具体地认识不同文明的知识结构、表达方式和思想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中玉从古典造型艺术入手，对中西古典和谐观进行比较阐释。他认为，“物象赋形”与“数理塑形”作为两种古典视觉造型范式，分别植根于中国与古希腊的哲学体系，并依托具体的视觉形态建构逐步生成。他以战国蟠螭纹青铜鼎、武氏祠汉画像石、帕特农神庙、拉奥孔雕塑等为例提出，中国传统造型重视观物取象、气韵和虚实相生，古希腊造型则更强调比例、几何与数理秩序。两者都追求整体和谐，却形成了不同的视觉路径，这种差异本身也为跨文明比较提供了具体切入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照比较了中国与两河流域的上古洪水神话和历史叙事。他认为，两地都把大洪水视作上古历史中的重要节点，但两河流域的洪水叙事更突出旧世界毁灭与新纪元开启的断代意义，中国的大禹治水叙事则更强调历史连续性与文明承继。相似的自然经验进入不同文明的叙事传统后，会形成不同的历史理解方式。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化成则从“相思病”这一看似日常的情感体验切入，将中国古代医学与西方传统医学放在一起比较。从中国文学和医籍对相思所致身心症状的描述，到中世纪西方医学对“英雄之爱”的讨论，两种医学传统都试图解释情感如何影响身体，并形成了相应的诊断和疗愈方式。
李化成认为，中医与西方传统医学都植根于各自的古典文明，都重视人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平衡，也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具体治疗思路存在明显差异：中医更多围绕身体本身展开调理，可以概括为“顺”与“调”；西方传统医学则更多借助改变外部环境、转移注意力等办法干预，可概括为“逆”与“转”。将二者放在一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同知识体系如何理解身体、情感与疾病，以及这些认识背后的社会和思想传统。
从历史上的流动、转化与比较回到今天，如何进一步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学术对话，也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问题。毛瑞方认为，古典院在希腊建立，为中西文明之间的直接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平台，也为古籍、古文献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她表示，在过去较长时间里，现代古文献学首先需要整理自身“家底”，系统梳理中国已有的古籍和文献，国际化研究受到学科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限制。如今，古文献研究正在进入新的阶段，需要进一步从古籍、古文献的专业视角推进国际化建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专业支撑。这也是未来古文献学值得开拓的重要方向。
阮苏兰认为，“文明共生与互鉴”不是新的议题，但在当今世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她表示，此次研讨会从多个层面展开讨论，不同的学科视角有助于认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适应和知识互动的机制。跨国、跨学科研究也表明，文明之间的共生与互鉴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断调整和重塑。面对当今世界出现的新问题，人类仍然需要不断回到过去，从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鉴经验中寻找认识现实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记者 练志闲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 王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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