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费利斯·比托给恭亲王奕訢拍照时，恭亲王“面如死灰”——他以为这个机器会摄走他的魂魄
1860年10月北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完，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跟英法联军议和。有个摄影师叫费利斯·比托，扛着一台湿版相机，要给这位清朝最有权势的亲王拍张肖像。
镜头一对准，恭亲王脸都白了。在场的英军中将格兰特有记录，说恭亲王担心这机器随时要他的命。
别以为就他一人胆小。那会儿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中国到处跑着拍照，经常被当地人围攻、扔石头。汤姆逊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些有知识有地位的中国人跟人群散布谣言，说照片会“摄”走人的精气神，拍完照就得死。他自己都觉得，在老百姓眼里，这摄影师跟“催命鬼”差不多。
可你猜怎么着？怕归怕，生意没耽误。到1872年，有个叫苏三兴的人，在上海三马路开了家三兴照相馆，头一回在《申报》上登广告。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照相馆第一次上报纸。在那以前，上海的照相馆几乎全是洋人开的。
你看，越怕，拍照这事反而越显得金贵。
从“摄魂妖术”到“日获洋钱满一车”
照相馆刚进中国那阵子，属于暴利期。
1883年，成都第一家照相馆开张。老板叫吴焯夫，原本是个画肖像的画师，就是“画真子”那种。他开的“涤雪斋”给四川总督拍了张照片，总督一高兴，派人送银400两。这之后，藩台、臬台那些当官的排着队来，给的赏钱一样多。
400两银子什么概念？那会儿一个佣人、丫鬟，月薪大概六钱银子。400两，够一个佣人干55年。
不过话说回来，总督这400两也不算白花。照相术进中国以前，想留个“真容”只能找画师画。一幅全身着色像，画师得画十来天，收五六十银元，折合银子三四十两。照片呢？几分钟拍完，还比画像还像，“眉目分皙，纤悉之处无不毕现”。而且能批量复制，想印多少印多少。
所以就算照相馆收费不便宜，生意照样好到“日获洋钱满一车”。
清末上海街头的照相馆，招牌林立。从“日获洋钱满一车”到后来的“价钱甚为宜”，这个行业只花了不到20年
一张四寸照片 = 一个佣人月薪
到1908年，成都的照相馆已经不止一家了。吴焯夫的“吴照相楼”还开着，但价钱比1883年那会儿降了一大截。
他家的价目表是这样的：
四寸：六钱银子，一个佣人一个月的工钱
六寸：一两二钱，两个佣人的月钱
八寸：二两四钱，四个佣人
一尺：四两八钱，八个佣人
十二寸：九两六钱，十六个佣人
十六寸：十九两二钱，三十二个佣人
六钱银子，换成铜钱大概900文。在清末，正好是一个佣人或者丫鬟一个月的工钱。
也就是说，1908年成都一个普通人，想拍一张四寸照片留个念想，就得搭进去整整一个月的工资。想拍张一尺大的？行，不吃不喝攒八个月。
所以一直到清末，照相这玩意儿跟苦哈哈的老百姓还是不沾边。照相馆里进进出出的，向来是有钱人、当官的、做买卖的，还有他们的家属。
画真子的末日，和照相馆的崛起
在照相馆火起来之前，中国人想留个真容，靠的是“画真子”。画师开个“画楼”或者“影像铺”，干这行的还有南派、广派、洋派之分。
吴焯夫，贵阳人，1839年生。同治年间来的成都，在双栅子街开了家“涤雪斋”，说白了就是靠画真子吃饭。
画真子有个好处：能遮丑。麻子能抹掉，皱纹能抚平，长得凶的能给你画慈祥了。这功能搁今天就是手机里的美颜。可它靠的是手工，画得慢，收得贵。
照相术一来，画真子就不吃香了。
1882年冬天，吴焯夫经一个法国神父介绍，跑到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学照相和石印。学了半年，回到成都，买回一台照相机和一台手摇小石印机。1883年，他把涤雪斋从双栅子街搬到桂王桥南街，开起了双间门面的照相馆。
一个画真子大师，转头开了照相馆。这不是独一份。那会儿不少肖像画师都转了行。原来画室里那些布景，花几、花瓶、水烟袋、茶壶盖碗、书籍、时钟、痰盂、花纹地毯——全被直接搬进了照相馆。
照相馆能把画真子顶掉，不是因为便宜，是因为更真、更快，还能复制。
清末街头，围观照相的人群。从“摄魂妖术”到趋之若鹜，中国人用了不到40年
价格战：从暴利到“价钱甚为宜”
吴焯夫的价目表虽然比当年总督那单生意便宜多了，但“四寸六钱”对普通人来说，依然不是小数目。
照相馆的成本大概这样：一套进口设备约250两银子，药水、玻璃、相纸定期买。等设备钱回本了，多拍一张照片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
所以这行当，早晚得从暴利走到拼价格。
1883年成都就吴焯夫一家。到1908年呢？史料里说“成都照相楼增多”，具体几家没记，但光“增多”这俩字，就能看出竞争已经起来，不降价不行了。
吴焯夫从“总督给400两”降到“四寸六钱”，降幅超过九成。这样还有得赚。
为啥？成本也在降。进口设备随贸易量增加越来越便宜，国产替代品冒出来了，药水相纸采购也顺了。更重要的是，摄影师培养起来比画师快得多——学徒学半年能上手，画真子没十年功夫出不了师。
从“日获洋钱满一车”到“工精价廉”，这个行业用了不到25年。
一台清末时期使用的湿版相机。就是这台机器，干掉了延续千年的画真子行业
有个细节，很多人没注意。清末照相馆里的布景陈设，一半学洋人，一半学画真子。英籍摄影师格里佛士给伦敦的《摄影新闻》写信，说在中国拍人像，一定要正面对着镜头，两只耳朵都得看得见，脸左右两边要一样比例，两只脚要安排成一样长短。顾客还要求有花，桌上得放个小花瓶。
这些讲究，全是从中国传统肖像画里带出来的。照相馆压根没把画真子消灭掉，它把画真子那套审美，整个接了过来。
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里写：“照相似乎是妖术。咸丰年间，或一省里，还有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可他紧跟着也记了一笔：“那时却又确有光顾照相的人们，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人物，或者运气不好之徒，或者是新党罢。”
“新党”——那些愿意尝新的人，最后把照相从妖术变成了艺术，从暴利变成了日常。
而那个被顶掉的“画真子”行业，连同它十天的工期、五六十银元的收费、能把麻子抹掉的手艺，一起没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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