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北京。
一份即将改变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出访计划已经排上了日程。周恩来总理要率团出访亚非欧十四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行动，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
但就在出发前夕，周恩来没有直接南下昆明，而是带着几个人拐了个弯。
这一拐，就是六天。
这六天里，翻遍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63年12月6日到12日，没有任何关于周恩来公开活动的记载。
不是“视察”，不是“休息”，不是“内部会议”。就是一片空白。
一个国家的总理，六天时间，从所有的公开记录里消失了。
当时国际上没人注意到这件事。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外交信息本来就不透明，少几天的活动记录，谁也不会去较真。直到三十多年后，一份香港杂志捅出了一个大料，人们才回过头来翻档案，发现那六天果然有问题。
那六天，周恩来到底在哪？在干什么？
各种说法冒了出来。有人说他秘密去了台湾，跟蒋介石见了面。有人说他会晤了蒋经国。有人说他去南沙某个岛上跟国民党代表谈了三天三夜。
但真正知情的几个人，嘴巴闭得比铁桶还紧。
一、一本回忆录，捅破了三十年的窗户纸
1997年冬天，北京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主角是已故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中将。
吴瑞林是个老革命，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来当过南海舰队司令。他有一篇回忆文章，讲述的是1963年底他接到的一个特殊任务。
吴瑞林在文章里说，1963年底，海军通知他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前往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突然来到他的房间，说了一句话：
“我来向你传达一个重要任务。总理要去视察珠江口，还有两位首长同总理一起去，再就是童小鹏同志和我，还可能有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或副厅长，人数不多。”
吴瑞林问：“需多少时间？”
罗青长回答：“5天以内。”
吴瑞林回到舰队以后，立刻开始部署。他把一艘大登陆舰派到内零丁洋等岛进行训练，实际上是对香港方向进行观察警戒。一艘中型登陆舰放在三灶岛，实际上是对澳门方向进行观察警戒。另外还调了两条扫雷舰、两条猎潜舰和一条巡逻艇，全部做好出海准备。
一天半之内，黄埔港来了个大整顿，到处充满了迎接外宾的节日气氛。
第五天，周恩来按时到了。同来的有陈毅副总理、张治中先生，他们由陶铸陪同从新州乘船到达黄埔。吴瑞林到新州把他们接过江来，送上军舰。
天快黑的时候，舰艇来到了零丁洋锚地抛锚。第二天吃完早餐，周恩来等人上岸到万山要塞防区，晚上又回到舰上。周恩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把五条舰都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登上了指挥塔，看到了香港和澳门的夜景。
周恩来说：“你选择的这个锚地好啊，既看到了香港，又看到了澳门，两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很感兴趣。”
这些话看起来很正常。一个总理视察海军，看看香港澳门的夜景，说几句感慨的话，没什么特别的。
但罗青长后来写的文章，才真正揭开了冰山的一角。
罗青长写道：“1963年12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我当时任中央对台办主任，参与了此次鲜为人知的活动……”
“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
这句话的分量，你得细品。
“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这不是随便哪个国民党人都有这个资格的。只有跟蒋介石、陈诚、蒋经国这些核心人物有直接通道的人，才配得上这个描述。
更耐人寻味的是罗青长接下来说的话。他写道：“在周总理此次重要的秘密边境会晤的几天里，吴瑞林同志又亲自带领3艘军舰，在附近海域里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
军事演习。掩护。
也就是说，吴瑞林当时虽然带着军舰在海上跑来跑去，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在干什么。他只知道总理来了，要看珠江口，要视察舰队。至于周恩来白天上岸之后到底见了谁、谈了什么，他一个字都不知道。
直到三十一年后，1995年春节，罗青长和吴瑞林见面，才把真相告诉了他。罗青长说：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吴瑞林听完之后说：“这我才知道1963年12月的护航，使我有幸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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