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31日，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接待了一位多年未见的广西女演员岑荣端。她在信中自称“您的广西女儿”，并不是指血缘关系，而是对毛主席长期关怀文艺工作者的一种亲切称呼。这封信送到中南海后，毛主席不但记得她，还托人捎话，请她回来见面。
岑荣端出生于1939年，广西贺县八步镇人，原名岑荣端。12岁小学毕业后，她进入部队文工团，先后做过文艺和医护方面的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她随部队到东北，参加过医护训练。
这段经历颇为曲折。
后来，她又被调入沈阳军区空军文工团，重新回到舞台。1958年，19岁的岑荣端调到北京，进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她的工作，除了下基层演出，也包括到中南海承担舞会伴舞任务。
当时，中南海春藕斋设有一处舞厅，中央领导有时会在那里参加舞会。能够进场的文工团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年轻的岑荣端第一次接到任务时，心里十分紧张。
那是1958年8月。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同志陆续到场，毛泽东也来到舞厅。其他演员熟悉流程，很快邀请首长起舞，岑荣端却坐在一旁，既不敢主动上前，也不知该如何开口。
休息时，一位老同志把她带到毛主席面前，说：“主席，这是团里新来的同志。”
毛主席问她：“你是哪里人？”
她回答：“广西。”
得知她姓“岑”后，毛主席还曾询问百家姓中是否有这个姓。据岑云端回忆，后来再见面时，毛主席已经查过资料，明确告诉她，百家姓里确实有“岑”。这个细节让她印象很深，也感受到毛主席对小事并非随口一说。
谈话中，毛主席觉得“荣端”二字读起来不够顺口，曾笑着说，叫“云端”似乎更好。这个称呼原本带有谈笑意味，却被岑荣端记在心里，后来也成为她改名的重要缘由。
1966年以后，岑荣端的工作再次调动，曾进入春蕾文工团，前往新疆。离开北京后，她与毛主席再没有见面。1972年，她进入广西艺术学院任舞蹈教师，生活重新稳定下来，但中南海的那段经历始终没有被她忘记。
1973年，她经过多日思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离开北京后的工作和生活，也表达了思念之情。信的落款写着：“您的广西女儿岑荣端。”
这句话被王海容转交给毛主席。岑荣端很快收到回信，得知主席已经看过信，而且还记得她。信中的信息并不复杂，却让她激动了很久。对一名曾经在中南海工作的普通文艺人员而言，能够被中央领导记住，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肯定。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没有直接让王海容通知她，而是想到了岑荣端在北京的老同事赵淑琴。赵淑琴比岑荣端小7岁，早年也在空军文工团工作，两人曾多次一同到中南海执行任务。
毛主席问赵淑琴：“你和岑荣端还联系吗？”
赵淑琴说明情况后，毛主席让她写信邀请岑荣端来中南海，并建议她利用春节回北京探亲的机会见面。
1974年春节期间，岑荣端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北京。大年初四，她在赵淑琴陪同下来到中南海西门。门卫通报后，两人获准进入。毛主席见到她时，称她为“广西女儿”。岑荣端握住主席的手，谈起分别八年的经历，情绪十分激动。
这次会面持续了几天。谈话内容涉及生活、工作，也谈到广西的民族地区情况。毛主席对地方历史很感兴趣，问起大藤峡以及瑶民起义。岑荣端幼年便离开广西，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便坦率表示不了解。
毛主席随即在纸上写下“大藤峡”三个字，并讲到明代大藤峡地区瑶民长期反抗官府压迫的历史。大藤峡起义并非一场短期行动，而是明代中期以后延续较久的地方性反抗，背后涉及赋税、徭役、土地以及土司统治等矛盾。
谈到这段往事时，毛主席强调，民族政策必须切实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历史事实说明，地方治理若只依靠压制，往往会加深矛盾；只有处理好生产生活和民族关系，才能稳固群众基础。
岑荣端后来发现，毛主席写完“大藤峡”后，纸张被放进了纸篓。她征得同意，将这张纸保存下来。临别时，毛主席还赠给她一个蓝色书匣，内装两本线装书，扉页题写着：“毛泽东赠岑云端同志。一九七四年一月卅一日。”
回到广西后，岑荣端向韦国清汇报了北京之行，并展示了毛主席赠送的书。韦国清听到“云端”这个名字的来历，认为这个名字改得好。此后，岑荣端正式改名为岑云端。
1975年7月中旬，岑云端再次到中南海探望毛主席。此时毛主席身体状况已经明显不如从前，眼疾也给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岑云端没有久留，临行时对主席说：“等您的眼睛好一些，我再来看您。”
遗憾的是，这个约定没有实现。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后来，岑云端作为广西方面代表赴北京参加告别仪式，那张写有“大藤峡”的纸，以及毛主席赠送的书，也一直由她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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