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4年二月，后蜀灭亡那天，王全斌站在成都城下，大概怎么也想不到，真正的麻烦不是打下这座城，而是守住它。
66天破蜀，这在当时是让整个汴梁都震动的战绩。
可接下来的两年里，四川乱成一锅粥，叛军一度聚众十万，宋军不得不重新调兵入川。
一场速胜硬生生拖成持续动荡，王全斌这个灭蜀主帅，最后是戴罪之身死在任上。
这事儿的起因，得从王全斌怎么打这一仗说起。
后蜀这地方，历来是块硬骨头。
蜀道难，地势险，守得住就是铁桶，攻进去得拿命填。
赵匡胤派王全斌为主帅、曹彬为副将，带着六万宋军从凤州杀进去。
这一路打得极猛，剑门关、绵州、汉州，一个接一个拿下。
乾德三年正月十四，孟昶在成都出降，后蜀正式改姓。
从出兵到灭国，前后才66天。
这个速度在当时算是奇迹。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快字上。
军队一进成都，前线将士的心思就变了。
之前是打仗，现在是分赏、驻防、接收降兵。
王全斌没把重心放在这些细活上。
他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擅自减饷。
原本给蜀地降兵和新附士卒的钱粮，被他压低了一大截。
这些人本来就离家远，刚打完仗，结果赏赐缩水，心里能平吗？
第二件事更狠，他放任部下在四川搜刮。
史书上说得很直白，宋军入蜀后军纪松弛，地方百姓怨声载道。
曹彬看不下去，好几次劝他约束部众，别让人在四川胡来。
王全斌不以为然，摆摆手说都打下来了，还能翻起什么浪？
这话听着像经验，实际上是轻敌。
四川百姓对外来统治本来就敏感。
后蜀刚亡，地方人心还没稳住，宋军一搜刮，老百姓立马就不把你当新政权，而是当成另一支过境兵马。
民怨一起，就不只是抱怨，而是会变成实实在在的反抗。
乾德三年六月，全师雄站出来了。
全师雄原是后蜀文州刺史，在地方上有号召力。
后蜀亡后不到半年，他就借着民怨和军心不稳，迅速聚众起事，自号兴国军兴蜀大王。
这一起事，速度快得吓人。
史书记载他一度聚集十万兵众，彭州也被其部众占据。
这个数字未必完全精确，但足以说明，叛乱不是零星骚动，而是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对抗。
宋军刚进蜀时的优势，在这里开始倒转。
更糟的是，王全斌阵营的处理办法，反而在往火上浇油。
朱光绪等人镇压时手段极端，据说还杀害了全师雄家属。
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瓦解叛军，反倒把私人仇怨和政治反抗绑到一起。
你想想，地方武力失控后再去搞报复，后果只会是更多人转向叛乱一边。
然后是成都城内那场屠杀。
灭蜀之后，成都城中有大量后蜀降兵。
按理说，这批人若能妥善安置，反而能成为稳定地方的力量。
可王全斌处理得极为粗暴，史载他曾杀死城中二万七千余降兵。
这个数字，放在任何时代都不算小。
降兵本来已经放下武器，结果却遭到大规模屠杀，四川百姓会怎么想？
后蜀旧部会怎么想？
就算原本无意反宋的人，也会开始怀疑新朝到底是来接管，还是来清洗？
曹彬当时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
他对滥杀和纵军始终持反对意见，虽然没能改变局面，却保住了自己在朝廷中的评价。
两个人同在一军，一个急功近利，一个谨慎克制，后来命运走向完全不同。
四川乱起来后，汴梁方面改了策略。
赵匡胤先命丁德裕入川镇压，再令康延泽担任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专门负责安抚百姓、收拢人心。
一个负责打，一个负责收，这就是北宋初年处理新占领区的基本思路。
这种办法听上去简单，实际操作却很难。
打得太猛，地方更怕；抚得太软，叛军又会借机坐大。
从结果看，这套办法总算把局势往回拉了一些。
叛乱持续了约两年，到乾德五年才基本平定。
这两年里，四川死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物资，朝廷又投入了多少兵力，账本上的数字不好看。
四川平定后，朝廷开始追责。
王全斌、崔彦进等人先后被降职，王仁赡在受审时还曾诋毁同僚，场面并不好看。
宋廷对这些人并未轻轻放过，而是借处分表明态度打了胜仗，不代表可以乱来。
与之相对，曹彬则被重用。
开宝九年四月，王全斌一度复职为武宁军节度使，但仅三个月后便病逝。
这个结局不算戏剧化，却很耐人寻味。
一个灭蜀主帅，功劳不小，问题也不小；一个副帅，未必最显眼，却因为守住了底线，后来在宋初将帅序列中越走越稳。
这背后其实是宋朝很早就建立起来的一条用人思路能打仗是一回事，能稳局面是另一回事。
王全斌灭蜀有功，治蜀却失控，功过并存，且后者影响更长。
蜀地历来不是容易吞下去的地方。
山川阻隔，民情复杂，旧政权残余力量也容易借地势重新聚拢。
王全斌在这里翻车，并不只是个人脾气坏、贪心重那么简单，更说明北宋初年对新占领地区的整合机制还不成熟。
兵一进城，问题就不是占领，而是接管。
全师雄之乱之所以能闹大，正因为宋军没有把降兵、地方官、百姓三者稳稳接住。
军纪一松，赏赐一减，滥杀一出，原本能分化处理的矛盾就拧成了一股。
四川两年不宁，表面看是叛乱，根子却埋在灭蜀之后的治理失手里。
王全斌赢在刀兵，输在收尾。
赵匡胤赢在统一，难在整合。
而蜀地那两年的混乱，到底是个案，还是后来统一战争中会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事儿值得继续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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