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杰西卡·洛雷娜·普拉，在《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篇米莱政府“制造的阿根廷居民贫困率下降的假象”文章，提到：不能再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剥夺子孙后代的未来……
文章的观点很犀利啊，直指要害：
米莱政府在2023年12月份上台后，采取了大幅缩减公共补贴、叫停多项公共工程等多种政策，居民贫困率在升至创纪录的52.9%之后，又持续下滑——在2025年下半年已降至28.2%。
贫困率企稳，被当成“混乱时期已过去，米莱政府走向正轨”的宣传口号，但知名分析师——杰西卡·洛雷娜·普拉，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即：阿根廷居民贫困率并未好转。
阿根廷政府计算的居民贫困率，采用的是基本食品篮（CBA），即：满足采购这些基本食品所需的最低收入标准线，而将居民所需的其他所有“非食品与服务的采购”排除在篮子之外。
我们假设，一个居民家庭的月收入是3000元，采购家庭成员所需的“食品”最低支付金额是1500元，而用于交通、通信、住房、教育、医疗等非食品类商品与服务所需的最低支出金额是1500元。
假设居民收入保持不变，由于米莱政府大幅缩减公共服务的财政补贴，导致交通、通信、住房、教育、医疗等最低支付金额上涨至2000元，家庭收入中剩余的1000元，就不够买食品了——缺口500元。
杰西卡·洛雷娜·普拉表示：对那些原本刚刚达标，或收入仅略高于贫困线的阿根廷居民而言，米莱政府的新政让他们实质上陷入贫困，但在官方公布的数据里，他们都不算贫困人口。
更重要的是：统计方式有巨大问题
在米莱政府之前的居民收入调查中，调查员往往不会细问受访者究竟获得了多少财政补贴，重点是询问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投资、理财或其他方式，获得的收入究竟有多少，是否超过贫困标准线。
但米莱担任阿根廷总统之后，要求调查员在核实居民收入时，搞清楚每一项的收入数据，即：前任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补贴部分，在以前的居民收入调查中通常不出现，或者是出现的很少——不需要详细问嘛。
但米莱政府却细致地纳入了这一块——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让老百姓的收入变相更高的部分究竟有多大。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学费的市场价是5000元，居民支付4000元，政府补贴1000元，补贴的这1000元，也算居民收入。
从而出现了滑稽的一幕：米莱政府明明大幅缩减财政补贴，居民获得的实惠（转移性收入）变少——仍以教育为例：假设前任政府补贴2000元，米莱上台后，将补贴金额降至1000元。
但居民收入调查报告却显示：阿根廷居民的收入增加了，且收入增加的重点是“财政与转移性部分，变得更多了”——前任政府补贴2000元，调查时不计算。米莱补贴1000元，算居民收入。
是不是很搞笑！官方公布的居民贫困率企稳，核心原因居然是：因为以前未被统计的政府提供给居民的财政补贴收入，现在被记录下来——不是老百姓的收入真增加了，而是统计手段更高明了。
居民负债率更高，是贫困率有问题的反向证明：
杰西卡·洛雷娜·普拉在文章中还给出了几个关键数据：想要看清楚阿根廷居民的生活水平是不是真的变好——贫困率是不是真的下降，然后企稳，看债务比例，就可一目了然。
阿根廷居民违约率在2025年至2026年初，达到了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大约45%的家庭，在购买医疗保险时需要借债；约60%的家庭在购买公共服务（教育、医疗）时，需要借债。
甚至有高达75%至80%的家庭，他们需要借债购买所需的食物——上述数据，均创新高。这就是问题所在啊，若贫困率真的大幅下降，企稳了，那借钱度日的人口，为何越来越多呢？
这就是民调显示，米莱政府施政支持率再创新低的原因——当政策制定者、官方掌控媒体拿美化后的贫困数据当成施政成绩单，就非常容易引起底层老百姓的反感。
民众判断生活好坏，不靠统计局的表格，而是每个月的账单、看病的开销、维持一家温饱的艰难。一开始，或许还可以呼吁大家忍忍，等困难期过去了，就好了——给将来画几个大饼，充饥。
但时间久了，当偿债能力见顶、违约潮涌来，被透支的未来信用终将以更猛烈的方式反噬——对米莱政府持有负面评价的人口比例升至58.2%，创下米莱执政以来获得的最差民调记录。
这正是普拉所说的“剥夺子孙后代的未来”——贫困率可以靠统计口径“做”出来，但老百姓餐桌上的空缺、药房前的犹豫、交学费前的踌躇、月底还债的窒息感，做不了假。
当官方拿着贫困率降至28.2%的数字宣称胜利时，民众看到的是自己比两年前更穷了——负面评价率升到58.2%的，不是对某个政策的反对，而是对整个“数字治国”逻辑的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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