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在病榻上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零点十分，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接到消息，原本仍在运转的国家机器，随即进入极其特殊的时刻。

讣告和悼词并不是临时起草的。早在毛主席病情恶化之后，相关工作人员就奉命准备文稿，并将材料封存保管。那是一项谁都不愿触碰、却又必须提前完成的工作。

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讣告。消息传开后，许多人久久不愿相信。工厂、学校和机关按照安排组织悼念，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悲痛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迅速变成了席卷全国的公共记忆。

9月18日，北京举行追悼活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聚集了大量群众，现场医疗力量提前布置。有人因长时间哭泣、脱水和情绪激动而昏厥，医护人员忙到深夜。这些细节说明，毛泽东在普通人心中的位置，早已超出一般政治人物的范围。

消息同样震动了世界。联合国在毛泽东逝世当天降半旗，多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来唁电或唁函。十天之内，向中国表示哀悼的国家达到一百多个。不同制度、不同立场的政治人物，在评价中使用了相近的词语：反殖民主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国人的悼念，并不只是出于外交礼节。日本一位长期收听北京广播的普通人，曾把亲手采摘的茶叶托付给中国使馆，希望转交毛主席家属。这个细节未必惊天动地，却能看出一种跨越国界的个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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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基斯坦，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民众举行了规模很大的悼念活动。当地画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画像，便连续作画数小时，赶制出巨幅肖像，放在队伍前方。对当时不少亚洲、非洲国家而言，毛泽东代表的不仅是中国革命，也代表着摆脱殖民控制的一种可能。

毛泽东晚年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仍然保留着会见外宾的安排。1976年5月，李光耀曾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此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访华时再三请求会面，毛泽东在服用安眠药后仍答应接见。那次谈话时间很短，毛泽东甚至无法站立，却完成了与布托的握手。

布托离开后深受触动。对于一个正处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次会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谈话本身。毛泽东没有长篇讲话，却以一个动作完成了外交场合中沉重而明确的表达。

毛泽东逝世后，媒体把目光投向了张国焘。两人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但性格、出身和政治道路差异明显。张国焘出身较好，又曾是北京学生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初次见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时，态度并不热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对方看不起这个“乡下土包子”。

真正的分歧，发生在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依仗部队数量和装备，反对中央北上方针，主张南下川康地区，并要求改组领导机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曾努力争取团结，甚至在职务安排上作出让步，但张国焘仍未改变争权方向。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四川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公开分裂。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把关系推向绝境，长征途中仍多次发电争取。1937年，张国焘被安排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遗憾的是，1938年4月，他最终叛逃投靠国民党。

多年以后，有人问张国焘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离世。据传，他只说了一句：“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句话带着明显的个人判断，也暴露出他对历史尺度的误判。他把“时代”理解成个人权势的起落，却忽略了思想、制度和民族解放所形成的长期影响。

这种误判，很快被后来的事实反复冲击。坦赞铁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70年代，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铁路，全长约1860公里，为赞比亚提供了新的出海通道，也打破了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交通封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称它为非洲人民的“自由之路”。

2008年，作家余华访问尼泊尔时，曾听到当地毛主义者唱起中国革命时期的歌曲。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也有人举起毛泽东画像。这些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对某个人的崇拜，却说明毛泽东关于组织群众、反对压迫和争取民族自主的思想，曾在不同地区留下清晰印记。

张国焘说的是个人的退场，历史留下的却是另一种答案。1976年之后，关于毛泽东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生命终止而从政治史、革命史和国际反殖民史中消失。四十年过去，那句“时代已经过去”，终究没有成为历史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