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年，洛阳宫门内外，何进手握禁军，妹妹是何太后，外甥刘辩又登上帝位。这样的局面，放在东汉末年，几乎称得上占尽先机。可何进偏偏没有把牌打好，一场本可在宫廷内部解决的权力冲突，硬是被他弄成了天下大乱的引线。
何进原是屠户，因为妹妹入宫得宠，才一步步升为大将军。黄巾起义后，他掌握京师兵权，麾下又有袁绍、曹操等人。对付十常侍，并非没有办法。曹操曾建议，直接罗织罪名，派人诛杀即可。
何进没有采纳，反而召董卓、丁原等外地军队进京施压。这个决定的问题，不在于他想清除宦官，而在于把宫廷争斗变成了外兵入京。何太后迟疑，十常侍察觉危险，抢先将何进骗入宫中杀死。曹操后来感叹：“乱天下者，必进也。”话虽尖刻，却点出了何进最大的失误：手中有刀，却不会下手。
何进死后，袁绍等人带兵闯入宫城，洛阳陷入混乱。董卓趁机进入京师，原本只是奉诏救驾的边将，一转眼成了掌控朝政的权臣。董卓在凉州多年，确实能征善战，也有统率军队的本领。可他入京之后，没有选择安抚百官、稳定秩序，反而不断扩大个人权威。
废少帝、立刘协，是董卓最具争议的一步。189年九月，他废黜刘辩，拥立陈留王刘协为帝，随后又逼死刘辩与何太后。此举让他从“奉诏入京”的将领，变成天下士人共同反对的对象。关东诸侯随即起兵，董卓虽然凭借军力守住洛阳和长安一带，却失去了名义上的优势。
更危险的是，他连身边的吕布也不肯放过。王允利用貂蝉离间董卓与吕布，确有谋略成分，但董卓对部下缺少约束、肆意夺取女色，也给了这条反间计可乘之机。192年，吕布与王允合谋，在长安诛杀董卓。董卓并非没有机会，他败在把权势当成了可以任意挥霍的资本。
王允随后掌控朝廷，手里有吕布，名义上又站在汉献帝一边。可他处理董卓旧部时过于严厉，拒绝给予安置和赦免。李傕、郭汜等人本想解散军队，返回凉州，谋士贾诩却提醒他们：“今日丢下兵马，明日一个亭长也能捉拿诸位。”这句话促使他们重新聚集军队，反攻长安。
192年六月，长安失守，王允被杀，吕布出逃。王允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低估了西凉军的生存恐惧。对已经参与董卓集团的人来说，退路被堵死，反抗便成了唯一选择。过度追责，反而把敌人重新拧成了一股绳。
袁术的问题，则是把家世误认成天命。汝南袁氏“四世三公”，给了他声望、门生和政治资源。讨伐董卓期间，袁术也曾拥有强大兵力。得到传国玺后，他的判断彻底失衡，竟在197年于寿春称帝。
当时汉献帝仍在许昌，袁术称帝等于主动把自己放到所有诸侯的对立面。曹操、刘备等势力纷纷出兵，孙策也与他决裂。称帝没有带来更多支持，反而让原本可以周旋的政治空间迅速消失。袁术后来兵败、粮尽，199年病死途中，临终连一杯蜜水也难以得到。
他的兄长袁绍，牌面甚至比袁术更好。击败公孙瓒后，袁绍控制冀、青、幽、并四州，麾下谋臣武将众多，兵力和粮草都占优势。官渡之战前，田丰、沮授主张持久消耗，许攸也曾提出袭取许昌，袁绍却屡次迟疑。
袁绍并非完全不懂军事，而是性格中的多疑和优柔寡断，常常让正确判断停在议论阶段。官渡战场上，他没有迅速抓住曹操粮道空虚的机会，又因许攸家属获罪而失去关键情报。200年官渡败后，袁绍的优势开始瓦解。势力太大，却缺少能在关键时刻拍板的人，正是他的致命短处。
刘璋坐拥益州，地险粮足，部下也不缺人才。张松、法正等人认为刘备更有能力，黄权却明确反对引刘备入蜀。刘璋仍在214年前后迎刘备入益州，希望借外力抵御张鲁。
刘备入蜀后，并没有立即替刘璋攻打汉中，而是沿途结交士人、收拢部众。刘璋察觉不妙时，双方已经从合作转为对抗。益州内部又有张松、法正等人暗中相助，刘璋最终失去主动。214年成都陷落，他交出益州。引狼入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见狼已进门，仍以为它只是来帮忙看家。
韩馥的失败，带着另一种意味。他占据冀州，粮草丰足，麾下也有沮授等人辅佐。袁绍当时只是渤海太守，名望虽高，却还没有独立根基。公孙瓒出兵威胁冀州后，袁绍又派人劝降，韩馥便在恐惧中交出了州牧之位。
他并非毫无兵力，而是先在心理上认定自己必败。离开冀州后，韩馥投奔张邈，又担心袁绍追杀。袁绍派使者到来时，他躲入厕所，自杀身亡。冀州如此富庶，韩馥却既守不住地盘，也无法安顿自身，败局早在交出印绶时就已经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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