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叶浅予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版）、王人美口述回忆录《我的成名与不幸》、央视网《见证亲历》栏目《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中国新闻网2006年刊《叶浅予自述婚恋》、中国侨网2010年刊《我与王人美的一次会面》、新华社2006年纪实戴爱莲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侧记。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7年4月12日凌晨两点，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断了气。
守在床边的人，不是与她共同生活了三十二年的丈夫，是他前一段婚姻留下的女儿。
这个女儿一夜没合眼。
天刚亮，她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先问了句：爸爸，你有思想准备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传来一句低低的嗯。
她挂了电话，回到病房，替继母理了理被角，然后坐在床边，一直坐到护士来接走遗体。
四天之后，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丈夫因为心脏病躺在另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没能到场。
外头的人说，这一对艺术家夫妻患难这么些年，收场还算体面。
床边有继女守着，也算一份福气。
可你要是真去翻翻那个继女讲过的话，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她提起父亲先后娶过的几位，语气里最贴心那一位，不是守了她四个月病床的继母，是个很早就离开这个家的人。
她说，从某种角度来说，是那个女人把她带大的，还领着她摸到了舞蹈的门路，所以她心里更认那个人。
一个心里早就认了别家当妈的女儿，为什么会在继母最要紧的关头守在床边，一守就是四个月。
这一家人之间的远近，从来不像外人看见的那么简单。
那些藏在客气底下、没人说破的东西，要等两个当事人都不在了，才一点一点冒出来。
【一】 长沙城里的小姑娘
1914年11月8日，王人美生在湖南长沙。
父亲王正枢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家里十个孩子，她排第五。
那时候的长沙城，江边上泊着运粮的船，街上是挑担卖米酒和臭豆腐的小贩。
王家住在城里一处旧宅，屋后有一口井，井台被磨得发亮。
王人美小时候最爱趴在井台上看月亮，一边看一边跟着大人哼小调。
王正枢是个正经读书人，教的是国文和历史。
他给孩子们讲《左传》，也讲屈原。
他偏爱这个眼睛亮、不肯服输的女儿，常说，这个丫头，将来是要走出这条街的。
1926年，王人美十二岁，父亲从楼梯上失足摔下来。
那架木楼梯又陡又窄，踩空一阶，人就滚了下去。
王正枢摔断了骨头，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撒手了。
家里的天塌了。
那时候的湖南正乱。
办新学的、闹革命的、跑买卖的，全挤在一条街上。
王家没了顶梁柱，孩子们一个个都得自己找出路。
王人美性子硬，不认命。
父亲下葬那天，她没哭出声，只是站在坟前咬着嘴唇，指甲掐进了掌心里。
第二年，她跟着姐姐去了上海，进了一所孤儿院。
从长沙到上海坐船，要在江上走好几天。
船舱里闷，她靠着舷窗往外看，江水浑黄，一眼望不到头。
姐姐替她收拾了一个小包袱，里头是两件换洗衣裳和一册国文课本。
父亲不在了，可那本课本她一直留着。
孤儿院的日子不轻松。
早上念书，下午练琴，晚上自己洗衣服。
冬天的水凉得刺骨，她的手冻出了一道道口子。
可她喜欢那种有节奏的日子，也比谁都肯下笨功夫。
练琴练到手指发疼，她也不肯停。
教琴的先生说，这丫头有股狠劲。
1928年，她加入明月歌舞团，跟着黎锦晖学唱歌，改名王人美。
改名这事是黎锦晖的主意。
团里人多，名字得排得整齐，男的叫王人什么，女的也叫王人什么，一报幕就是一串，听着齐整。
她原来的名字，从此只有老家人还记得。
明月歌舞团那时候是上海滩的顶流。
团里的孩子白天练功，晚上上台，唱的是小调，跳的是新风。
王人美个子不高，眼睛却亮，一开口，声音里有股子湖南人的韧劲。
黎锦晖看中她这一点，把她往台前推。
那时候上海的女演员不多。
台下看戏的，多是穿长衫的男人，手里捏着折扇。
台上的人一开腔，满场就静了。
王人美年纪小，心里却清亮，知道自己这是踩在一条窄路上，走错一步就全完了。
从歌舞团到银幕，她走得不慢。
1932年，她演了《野玫瑰》，一站就成了角。
那时候的电影还是黑白片，没有同期声，演员得自己配唱。
王人美的嗓子就是她的本钱，清亮，又带着点野气。
导演喊停的时候，她常常半天缓不过神，觉得自己还站在那条窄路上。
1934年的《渔光曲》把她推到顶上。
这部片子讲渔家儿女的苦日子。
她演的是那个在海上长大的女孩，光着脚，皮肤晒得发黑，笑起来见牙不见眼。
为了这个角色，她跟着剧组去海边住了两个月，天天跟船上的孩子混在一起。
回来时她黑了一圈，也瘦了一圈，可镜头里那个灵动的样子，是别人演不出来的。
电影里的那首同名插曲，是任光谱的曲，安娥填的词，由她唱出来，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
弄堂里的女人哄孩子睡觉，嘴里哼的是它。
码头上扛活的汉子歇脚时，也跟着调子哼两句。
唱片铺子门口排着长队，唱片一上架就被抢空。
次年，这部片子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得了荣誉奖。
去参赛的那部影片，是导演蔡楚生带着拷贝，坐了漫长的火车去的。
那时候的中国电影能走到国际电影节上，是件稀罕事。
王人美人在上海，没能亲眼看那一幕，可她的歌声，到底还是越过了海。
也就是在拍《野玫瑰》那阵子，她认识了金焰。
那时候的金焰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明星，被观众投成了电影皇帝。
两个年轻人在银幕上是搭档，台下也走到了一处。
1934年，二十岁的王人美和金焰在上海结了婚。
婚礼办得热闹，圈里人都来了。
她穿着一身新衣裳，脸上带着笑，觉得自己这一生算是稳了。
这段婚姻的开头是甜的。
多年以后，上了年纪的王人美在回忆录里写下这样一句：和金焰生活的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两个人离开上海，一路辗转。
在桂林分开之后，这段婚姻在1944年走到尽头。
1947年，金焰与秦怡结了婚。
离婚那天，王人美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整夜。
天快亮的时候，她把结婚证从箱底翻出来，看了一眼，又塞了回去。
她没有哭。
她这辈子最不爱做的事，就是在人前掉眼泪。
王人美的人生在1949年之后翻了新的一页。
1950年，她从香港回到内地，进北京电影制片厂。
此后她演了《两家春》《青春之歌》《花儿朵朵》《黑三角》等影片，1960年又与丁里联合执导了《昔日英雄》。
那时候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在一条老胡同里。
厂房是旧仓库改的，冬天漏风，夏天闷热。
王人美一来就扎进了剧组，从配角演起，一句台词不嫌少，一个镜头不嫌多。
同组的年轻人都敬她，说王大姐是老艺术家，可她自己从不拿架子，蹲在片场吃盒饭，跟谁都能聊两句。
叶浅予的路子又是另一条。
1907年3月1日，叶浅予生在浙江桐庐一个商人家里。
桐庐是个临江的小县城，水运发达，码头上终日响着号子声。
他小时候不爱念书，就爱在账本边上画画。
父亲看他画得有模有样，也就随他去了。
1922年，他进杭州盐务中学，在那里接触国画和戏剧。
学校的美术老师是张光，对他很看重，教他临帖，也教他看古画。
那时候他常跑到西湖边去写生，一坐就是一整天，看岸上的柳，看水里的船，看远处的山。
中学毕业后他到上海谋生，先在纺织厂当学徒，每天搬纱锭，手上磨出了泡。
后来给杂志画插图和广告，1928年开始画漫画。
1929年，他的《王先生》在《上海漫画》上连载，很快红遍上海滩。
那时候的上海滩，漫画还是个新鲜玩意。
叶浅予笔下的王先生，穿长衫、戴小圆帽，一脸滑稽，看尽世态炎凉。
报童一早就等着这一版，读者边看边笑，笑完了又觉得发酸。
他画漫画挣的钱不多，可名气一天比一天大。
他住在亭子间里，屋里堆满了稿纸，墙角放着一盆快要枯死的兰草。
他常常画到半夜，饿了就啃个烧饼，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
他的感情经历比王人美早，也绕。
1930年前后，他与罗彩云成婚，生了一子一女。
婚后他才发现，两个人要说的话实在不多。
罗彩云是旧式女子，不认字，也不懂画。
他在外面见的是新文化圈子里的人，回家却一句话都说不上。
这段婚姻维持了八年，最后还是散了。
后来他与女画家梁白波相识，两个人相处了三年。
梁白波懂画，也画得好。
那三年是叶浅予画得最畅快的一段日子。
可梁白波脾气烈，两个人都是那种不肯让半步的人，相处久了，磕碰就多了。
1940年，他与舞蹈家戴爱莲在香港结婚，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年。
戴爱莲出生在拉丁美洲的特立尼达，十二岁进当地舞蹈学校，十四岁随母亲和姐姐迁居伦敦学舞。
她把西方现代舞的技巧和中国传统舞蹈揉到一起，1946年在重庆首演《瑶人之鼓》，1948年在上海办了中国乐舞学院。
她是个很有主意的人。
那时候从国外回来的舞蹈家不多，她一上台，台下就炸了。
有人说她跳的是洋玩意，她不理会，只管跳自己的。
她教学生也严，一个动作做不好，就让你重来，一直做到她满意为止。
1951年，叶浅予与戴爱莲离婚。
同年，他与王人美登记结婚。
【二】 礼数周全的一桩婚事
1955年10月，四十一岁的王人美和四十八岁的叶浅予结了婚。
婚礼办得简单。
两人的住处是别人腾出来的，屋子还没收拾停当，王人美只要求搬来一张床，再给她留个角落放箱子。
新房没怎么布置，倒是先运来一大堆等着誊抄的画作稿子。
搬家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帮忙。
有人扛桌子，有人抬箱子。
叶浅予站在一边，只管指挥东西往哪儿放。
王人美一个人在屋里铺床单，边铺边想，这张床，往后就是她后半辈子的落脚处了。
那时候的叶浅予，正画得起劲。
他1929年起画漫画，后来转画中国画，擅舞蹈人物和戏剧人物，讲究线描造型，靠线条本身的力度和节奏说话。
他画过印度舞女，画过旅途中的风景，也画过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
同行说他笔下的人物有股活气，因为他是看着人画，不是对着照片画。
他画舞女的时候，喜欢先去看演出。
剧场里灯光暗下来，音乐一起，他就盯着台上的人看。
回来之后，他不急着下笔，先把那人的姿态在脑子里过几遍，等记住了，才铺纸动笔。
一笔下去，线条又准又利落。
婚后的日子，外人看着平静。
两个人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节奏。
王人美是演员，一首《渔光曲》唱红了半边天。
叶浅予是画家，漫画画到了全国，中国画又开出一片新天地。
家里稿子堆成山，她一边帮他誊抄，一边打理自己的生活。
誊抄这件事，说起来轻巧，做起来是苦活。
叶浅予的画稿线条密，改一次就要重抄一遍，一抄就是大半夜。
王人美坐在灯下，一笔一笔描，纸上的墨一蹭就花，她只能慢慢挪着胳膊。
冬天屋里没暖气，手指冻得发僵，她还是一声不吭地抄完。
抄到后来，她也能看出门道了。
哪一笔该轻，哪一笔该重，她心里有了数。
有时候叶浅予画得急了，落下一处败笔，她就在旁边小声提一句。
叶浅予听了，多半会改。
这是他们之间少有的、能够合拍的时刻。
那时候甘雨胡同还没拆，院子里的槐树夏天遮出一片阴凉。
王人美爱在树下坐着看报，跟邻居聊天。
叶浅予在屋里画画，一画就是一整天。
两人各忙各的，倒也相安无事。
甘雨胡同里的邻居大多是老人。
他们早起遛鸟，傍晚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乘凉。
王人美跟他们处得来，谁家做了点心，都要送她一盘。
她也回送，礼数上从不马虎。
邻居背后夸她，说这位女演员一点架子都没有。
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那时候已经成年，在北京舞蹈学校念书，后来成了一名舞蹈演员。
她偶尔回来看看父亲。
见了王人美，也是客客气气地叫一声，然后进屋陪父亲说话。
王人美在厨房里忙活，把饭菜一样样端上桌，自己也坐下来吃，不多问，也不多话。
这种相处，从一开始就透着客气。
王人美不是没想过要亲近。
她给叶明明买过衣裳，也买过糖。
可每次见面，叶明明都是那副客客气气的样子，叫她的时候声音很轻，眼神却往别处飘。
时间一长，王人美也不太主动了。
她是个自尊心强的人，你不对我热，我也不会上赶着。
王人美与这个继女相处，礼数上没缺过。
见面该怎么叫就怎么叫，逢年过节也走动，家里有事也商量。
可这份客气里始终隔着一层东西，不像母女，倒像两个礼貌的熟人在同一间屋檐下过日子。
王人美这边也有一份放不下的旧情。
她与金焰那段婚姻虽早已结束，却一直留在心里。
晚年提起，她说的那句话让听的人心里发堵——与叶浅予共同生活了三十二年，她临了念起的，是另一段日子。
那时候的王人美还在电影厂上班，拍戏、开会、排练，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叶浅予在美院教书，也画自己的画。
两个人各有各的事业，碰面的时间其实不多。
碰面不多，磕碰也就少，那是他们关系最稳的几年。
王人美拍戏回来，常常已经是后半夜。
她开门进屋，屋里黑着灯，叶浅予早就睡了。
她也不开灯，摸黑换衣裳，轻手轻脚躺下。
第二天早上，她出门的时候，他还睡着。
两个人常常一天说不上几句话。
可日子久了，问题就一点点露出来了。
叶浅予是个把心思全扑在画上的人。
他每天一早就起来铺纸，一画一整天，家里的柴米油盐一概不管。
王人美要操持家务，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还得应付自己的工作和身体。
时间一长，心里就积了怨气。
他有个习惯，画画的时候谁都不能打扰。
饭做好了，叫他，他不应。
给他把饭端到桌上，凉了，他还坐在那儿。
王人美有时候忍不住，把碗一搁，说，你到底还吃不吃饭。
他这才抬头，迷迷糊糊地看她一眼，仿佛才想起家里还有个人在等。
王人美性子直，藏不住话。
有意见当面说，说不通就吵。
叶浅予不擅长吵，也不愿意吵，多半闷着不吭声。
一个说个不停，一个一言不发，日子就在这种别扭里一天天过下去。
吵得最凶的那几次，多半是因为些琐碎事。
忘了交电费，他不知道。
水管漏了，他不知道。
王人美气不过，说，这个家里的事，你到底知道几件。
他低着头，半天回一句，我忙着呢。
1958年，王人美下放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农场劳动。
那时她四十多岁，身体也不好，干起活来吃力。
北京的冬天冷，地冻得硬邦邦，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
她咬着牙干，手上磨出了血泡，也没吭声。
她在农场写信给叶浅予，让他想法子把她调回来。
她在信里没多说苦，只是写，我身体不行了，你帮我问问厂里。
信寄出去之后，她天天盼着回音。
可等来的回信上只有几句话：你自己去求人吧，我求不动。
这句话伤了她的心。
她捏着那封信，看了好几遍。
信纸薄，她的手也在抖。
她想，夫妻之间，这种事不是该男人出面的吗。
她一个人在农场熬着，脸晒脱了皮，手上的口子结了痂又裂开，他却在家里安安稳稳地画画。
她觉得丈夫该替她说话，可他没有。
她觉得夫妻之间该互相撑着，可他躲开了。
这件事，成了两个人心里一道过不去的坎。
后来她到底还是自己求人，把自己调了回来。
办手续那天，她站在走廊里等了很久。
办完之后，她走出大门，站在太阳底下，心里空落落的。
她想，这辈子的事，往后只能靠自己了。
特殊时期来了以后，两个人都没能幸免。
叶浅予被关了起来，一关就是七年多。
王人美也被批斗、被审查。
两个人各受各的苦，连见一面都难。
他被带走那天，家里的画稿被翻得乱七八糟。
王人美站在一边，看着那些人把一摞摞稿子往外搬，一句话都没说。
她知道，说也没用。
那几年是他们婚姻里最难熬的一段。
她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听不到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有时候夜里风大，窗户被吹得直响，她就坐在床上，一坐到天亮。
叶浅予放出来之后，两人的相处反倒比以前平静了。
不是感情好了，是两人都不想再折腾了。
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吵不动了，也懒得吵了。
他们选了同一套活法：不离婚，不争吵，各过各的，维持一个体面的壳。
【三】 早已被占满的那份感情
叶明明小时候，戴爱莲走进了叶家。
起初她也不习惯。
戴爱莲说英语，饮食习惯和说话方式都和本地人不一样。
她做的饭带着洋味，叶明明不爱吃。
她叫叶明明起来练功，声音又脆又快，叶明明嫌烦。
有一回，她干脆躲在被窝里装睡，任凭怎么叫都不起来。
可没过多久，这层隔膜就慢慢化开了。
夏天叶明明怕热。
北京的夏夜闷得人睡不着，她翻来覆去地叹气。
戴爱莲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床边，手里一把蒲扇，一下一下地给她赶蚊子。
扇了一夜，叶明明睡熟了，她就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天快亮了又接着扇。
她体弱。
那时候的北京冬天冷，窗户上结着冰花。
戴爱莲每天按时让她吃鱼肝油、黄油和维他命，一样都不许落下。
叶明明嫌那鱼肝油腥，捏着鼻子往下灌，灌完了直皱眉。
戴爱莲也不恼，只是把药再递过来，说，吃了。
夫妻俩出门参加活动，也常把她带在身边。
她坐在台下看他们跳舞。
台上灯光亮起来，戴爱莲一转身，裙摆就旋开了，像一朵忽然绽放的花。
叶明明看得入了迷。
那时候她想，自己这辈子也要站在那样的灯光底下。
叶明明学跳舞，是戴爱莲手把手教的。
这个女人自己没有孩子，把满腔心思都搁在她身上。
后来叶明明走上舞蹈这条路，与这段经历分不开。
叶明明后来的叙述里讲，在父亲先后娶过的几位当中，她与戴爱莲最能说上话。
这话的分量，不是客套，是一次清楚的排序。
戴爱莲进叶家的时候，叶明明正是最需要人疼的年纪。
那时候戴爱莲已是小有名气的舞蹈家，可她把最多的耐心都给了这个孩子。
夏天摇扇子赶蚊子，按时喂鱼肝油，出门常带着她——这些事单看都不大，可对一个孩子来说，记住的都是这些细枝末节。
叶明明学舞的那几年，天不亮就起来练功。
舞房的地上铺着木地板，冬天冰凉，踩上去刺骨。
她压腿、下腰、练翻身，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抠。
腿压得太狠，疼得她直吸气，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戴爱莲就站在旁边，说，再来一遍。
孩子累了想歇，她也不骂，只是把音乐再放一遍。
唱片转起来，音乐响起，叶明明就只能咬着牙接着练。
后来她能上台演出，靠的就是这几年打下的底子。
她站在台上谢幕的时候，心里想的第一个人，是那个在练功房里一遍遍喊再来一遍的女人。
这份感情在患难时更见分量。
特殊时期叶家散了，戴爱莲独自生活。
她没有了演出，也没有了学生，一个人守着空屋子。
那时候去看她，是要担风险的，可叶明明还是去了。
她推开门，看见戴爱莲坐在窗前，脚边放着一台老旧的留声机。
屋子里没有别人，也没有灯，天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
叶明明叫了一声，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从那以后，叶明明始终照顾她，带她看病，帮她料理日常琐事，也照料她的晚年。
2006年2月9日，戴爱莲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岁。
她后事是叶明明一手操办的。
戴爱莲生前留下遗愿，把自己的私人房产和银行存款献给国家，由中央芭蕾舞团接收。
这件事，是叶明明替她对外讲的。
一个一辈子把自己交给舞蹈的人，最后把全部身家也交了出去。
王人美不是没付出过。
她帮叶浅予誊抄画稿，照看着这个家，也在尽一个继母的本分。
她给叶明明买过东西，也关心过她的生活。
逢年过节，她总记得多备一份，等这个女儿回来。
可有些东西，不是靠本分就能换来的。
一个孩子小时候记住的那些好，是别人用一辈子也补不回来的。
叶明明成年以后也常回来看父亲。
每次回来，她都客客气气地叫王人美，礼数上一点没缺。
可这份客气，恰恰是问题所在。
母女之间，不该是这种客气的。
有一回过节，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
叶明明给父亲夹菜，给戴爱莲夹菜，到王人美这边，也是客客气气地夹了一筷子。
动作是一样的，可那股亲疏的劲，谁都看得出来。
王人美心里明白，叶浅予心里也明白。
可谁都没有把那层窗户纸捅破。
一家人就这么客气着，一年又一年。
一边是掏心掏肺养了自己十年的人，一边是父亲晚年才娶进门、礼貌周全却始终没真正走进她内心的继母。
叶明明的心，早就有了归属。
这种远近，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外人只看见一家人和和气气，逢年过节也走动，谁见了都说这家人处得好。
可只有他们三个人自己知道，那份亲热是装出来的，那份距离才是真的。
王人美晚年生病的时候，这份距离就更明显了。
她躺在病床上，身边最亲的人不是丈夫，也不是自己带大的孩子，是这个礼貌周全的女儿。
这份安排，本身就说明了很多。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要拆迁，原址要建台湾饭店。
按协议，叶浅予搬到西三环北路一处单位住所，王人美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面的招待所，两边各住一年，房租由拆迁方承担。
拆迁的消息是头一年冬天传出来的。
胡同里一下子乱了。
有人欢喜，有人愁。
王人美坐在屋里，听外头人声嘈杂，半晌没说话。
住了这么些年，她对这个院子是有感情的。
搬家那天，东西不多。
几个旧箱子，几件旧家具。
王人美蹲在地上收拾衣裳，一件一件叠好，放进箱子里。
她翻出一件旧旗袍，料子都泛黄了，她捏着看了很久，最后还是叠好，放进了箱底。
就这么着，两个人分居了。
叶浅予写这一段时，语气里甚至带一点轻松。
他每周末到北影招待所看王人美，王人美有时也到他住处来，两人互相来往，像走亲戚似的，倒也别有情趣，少了不少矛盾。
像走亲戚。
三个字，把三十二年的夫妻情说得分明。
分居以后，两个人的见面反而比以前客气了。
来了，坐一会儿，聊几句，吃顿饭，然后各自回去。
没有了日常的琐碎，也就没有了争吵的由头。
王人美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来了客，她照样端茶倒水，礼数周全。
叶浅予走的时候，她送到门口，说一句，路上慢点。
他点点头，推门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瞬，屋子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
对叶浅予来说，这种相处是一种解脱。
他可以继续画画，不用应付家里的琐碎，也不用听妻子的抱怨。
对王人美来说，却是另一番滋味。
她一个人在招待所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保姆换了又换，谁也待不长。
她只能一遍遍回想过去的事，越想越委屈，越委屈越烦躁。
她开始写那些过去的日子，写那些让她伤心的人和事。
这些文字，后来就成了那本回忆录的底稿。
写回忆录这件事，是有人提议的。
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好了，说话常常上气不接下气。
可一提笔，她又来了精神。
她把一辈子的经历一样一样往外倒，倒到纸上的时候，手是稳的。
那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让她行动不便，脾气也比以前更躁。
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知道有些话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说了。
那些话，后来都写进了那本回忆录。
1986年的冬天来得早。
北京的胡同里叶子落光了，风一吹，满地枯枝。
王人美一个人住在招待所，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大概不会想到，这个冬天，会是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冬天。
12月4日是个阴天。
天一直阴着，气压低得人胸口发闷。
王人美从医务所走回招待所，在路上摔了一跤，没能再起来。
送进医院时，她双眼紧闭，右脸颊磕出一个大包，全身瘫痪，一个字也说不出。
诊断结果是脑溢血。
医生给出的判断很残酷：很可能变成植物人。
电话打到另一家医院。
那时候叶浅予也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接电话的正是女儿叶明明。
这一摔之后，王人美在医院里躺了整整四个月。
她靠输氧和灌奶维持生命，消化系统一点点衰竭，瘦得脱了形。
曾经在银幕上唱着《渔光曲》的那个鲜活的女子，如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叶明明这几个月里两头跑。
一头是躺在病床上的继母，一头是同样病着的老父亲。
她既守着这边，也照看那边。
医院里的日子长。
走廊里终年亮着惨白的灯，消毒水的气味钻进衣领。
叶明明每天来了，先去父亲那边问一声，再过来。
她坐在病床边，替继母擦手，擦脸，把被角压实。
继母的手指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皮肤薄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
1987年4月12日凌晨两点，王人美的呼吸停了。
叶明明守了一夜。
天亮打电话给父亲，先问了句：爸爸，你有思想准备吗。
四天之后，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叶浅予还躺在病床上，没能到场。
当最后那张告别仪式的通知单送到叶浅予病床上的时候，守过四个月病床的那个女儿，心里最惦记的，另有其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