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二月，北京，十一届五中全会会场里，一份名单被放到桌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
四个人的请求被批准。
这件事后来常被讲成“五个人一同退下”，把陈永贵也放进去。可时间卡得很清楚：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同汪东兴一起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是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三人；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是同年八月底到九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事。
差了半年。
但这半年，正好能看出一九八〇年的风向：老一代干部陆续从一线退开，国家机器要换一种转法。
汪东兴先退。
他一九一六年生，江西弋阳人，红军时期参加革命，长期在中央警卫、办公厅系统工作。到一九七七年十一届一中全会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这个位置很高。
可到一九八〇年二月，名单落定，他不再担任这些重要职务。往后很多年，汪东兴很少站到台前。
他把晚年更多留给回忆和整理。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清晨五时二十八分，汪东兴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岁。
一个从警卫战线走到中央高层的人，最后是在病榻上安静走完的。
跟他同退的纪登奎，年纪反倒不大。
纪登奎一九二三年生，山西武乡人，十五岁左右参加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地方党务、群众工作中打转。到后来，他进入中央领导层，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并进过中央政治局。
他不是戎马将军，却赶上了最复杂的政治年代。
一九八〇年从一线退下后，纪登奎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再度高调复出。他在北京生活，身体情况并不好。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逝世。
他只有六十五岁。
这在那批老同志里，不算长寿。一个早年从山西山地里走出来的干部，少年时拿起革命工作，晚年却很短。
那扇门关得很早。
吴德的路，又是另一种走法。
他一九一三年生，河北丰润人，早年在唐山工人运动中成长，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唐山，煤矿、铁路、工厂连在一起，工人运动有火，也有险。
吴德就是从这里起身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任职，后来主政北京，进入中央政治局，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一九八〇年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吴德辞去本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此前五中全会已经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两步都落下来了。
退下后的吴德，晚年主要在北京生活。九十年代，他的名字不再频繁出现在新闻里。对一个曾长期处在政治中心的人来说，这种安静本身就很刺眼。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德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岁。
陈锡联退下时，身份最容易被人记住：上将，战将。
他一九一五年生，湖北红安人，红四方面军出身。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飞机，成了八路军战史里很有分量的一仗。
那年他才二十出头。
解放战争中，他在刘邓大军序列里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〇年调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后来兼任炮兵学院院长，主持炮兵建设。到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样一个人，一九八〇年二月也从中央政治局位置上退下。
可陈锡联没有就此彻底离开公共事务。后来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只是同过去相比，他不再站在最前面。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陈锡联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从战场到炮兵建设，再到高层岗位，陈锡联的一生，最后落在一张讣告和一段生平里。
陈永贵的名字，常被放进这组故事里。
他确实在一九八〇年辞职，但不是二月那次五中全会同汪东兴一起辞去中央政治局职务。陈永贵当时仍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是一九八〇年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
这个区别不能抹掉。
陈永贵一九一五年生，山西昔阳大寨人，农民出身。大寨因为艰苦创业、治山治水闻名全国，他也由村党支部书记一步步走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
一个农民进国务院，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画面。
可到八十年代，国家工作重心、干部结构、治理方式都在变化。陈永贵请求解除副总理职务，中央同意。随后，全国人大会议批准了这个安排。
退下以后，他仍住在北京。曾经被无数人参观学习的大寨，渐渐从政治样板变成历史名词。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陈永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一九八〇年那几份辞职请求，表面看是几个人的去留，背后是一个时代的换挡。
汪东兴活到一百岁，纪登奎六十五岁早逝，吴德八十二岁离世，陈锡联八十四岁走完一生，陈永贵七十一岁病逝北京。
五个人的晚年长短不一，归处也不同。
可那一年，北京会场里的名单一放下，很多人的政治生命就换了方向。纸页翻过去，椅子还在，人已经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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