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4日深夜，高邮城监狱内，蒋庆红忽然唱起一句京剧，黄益民、于哲人等人随即从黑暗中起身。牢房里没有锣鼓，只有压低的呼吸声和撞击铁门的闷响。谁也没想到，这段唱词竟成了一场越狱行动的起点。
当时的高邮，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948年4月中旬至7月底，解放军东南支队在高邮周边连续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会剿”，城外许多地区相继发生变化。城内的看守人员知道局势不利，对狱中人员的处置也越来越凶狠。
最让人不安的，是“夜审”突然变了样。过去有人被叫走，隔几个时辰还会被打得遍体鳞伤地送回来。后来，被带走的人却一个也不见踪影。狱友们私下打听，才知道他们并未接受审问，而是被押往东门外的大窑墩。
那是一处荒僻之地，过去常被用来处决犯人。消息传回牢房，众人明白，敌人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审判或转移，随时可能将所有人杀掉。坐着等死，等来的未必是奇迹。
原金沟区区委书记黄益民很快提出，与其被逐个拖走，不如设法冲出去。有人问：“失败了怎么办？”黄益民只回了一句：“横竖都是死，不能把命交给他们挑时候。”
计划并不复杂，却需要每个人各司其职。郭广富身材高大，练过武，被安排带人冲击牢门，抢出通道；黄益民负责制造混乱，放火、剪断电线，牵制看守；于哲人则带第三队打开其他监舍，控制狱方人员。
那一夜，牢房内看似平静。有人把被子撕成布条，准备捆住看守，也有人摸黑寻找可以撬门的物件。蒋庆红唱起京剧，声音传到各个监舍，像是一声暗号。
然而，牢门刚被撞开，外面便传来整齐的脚步声。紧接着，电灯全部亮起，荷枪实弹的保安队从外面涌入，枪口对准每一间牢房。行动还没有真正展开，便已经被堵死。
有人泄密了。
后来狱中才知道，柳家兆担心越狱失败后受到牵连，便将计划透露出去，试图借此保全自己。特务很快从牢房里抓出十几名组织者和参与者，逐个捆绑审问。严刑之后，他们又被扔回监舍，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种反常反而让人更加紧张。敌人没有立即处决，绝不意味着安全。一个多月后，保安队再次进来，将黄益民、于哲人等人捆住手臂，押出监狱。众人原以为要被送往大窑墩，却发现队伍一路向西。
有人低声说：“这不是去刑场的路。”黄益民没有回答，只示意大家先看清情形。队伍最终进入国民党第二六八团司令部院内，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该团代团长张我疆。
张我疆告诉他们，高邮即将失守，部队准备向南撤退，他们这些“重犯”必须随军转移。话说得很硬，命令也很明确：谁敢逃跑，立即处决。对牢中众人而言，这只是从一处危险换到另一处危险，甚至可能死在逃亡途中。
部队当晚出发，沿大运河堤岸向南急行。长时间关押、缺衣少食和反复受刑，使这些人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行军速度一快，队伍便开始拉长，高春兰很快掉在后面。
士兵将她架起又放下，她实在走不动，只说：“我不走了，你们枪毙我吧。”押送人员向坐在吉普车里的张我疆请示。张我疆探出车窗交代几句，士兵便把高春兰带下河堤，随后传来两声枪响。
类似情形接连发生。有人倒下，有人无法起身，押送士兵便把他们带离队伍。剩下的人越走越沉默，既不知道同伴是否真的遇害，也不敢停下求证。到了张家庄，原先的十几个人只剩下黄益民、于哲人等四人。
休整期间，张我疆再次来到他们面前。四个人疲惫不堪，甚至怀疑这场行军就是一场变相筛选，目的便是找出理由将他们全部杀掉。没想到，张我疆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话：“中国人不能这样互相杀。”
随后，他宣布放人，让几人自行离开。黄益民、于哲人辗转返回队伍，江展、李克诚则设法投亲。更意外的是，后来他们又见到了高春兰、吴克春等人。所谓枪声，并不是射向他们，而是打到了空中。
这件事留下的关键，不只是一次越狱失败，也不只是几个人侥幸活命。牢房中的人曾被叛徒出卖，押运途中又被死亡阴影反复逼近，真正改变结局的，却是押送者临时作出的选择。
关于张我疆的后续经历，留下的材料记载，他后来曾受到审查并经历牢狱之灾。获释的黄益民等人没有忘记那段押运经历，分别为他作证，说明那些被“枪毙”的人其实被放过。正是这些证言，使张我疆最终得以留下清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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