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川大金川战事胶着，清军在山谷与碉卡之间屡屡受挫。年近六旬的岳钟琪奉召抵达前线，没有急着摆开阵势，而是先问当地地形、粮道和土司关系。有人劝他稳妥行事，他只说：“兵贵审势，不能徒以人多取胜。”这句话，正是他一生用兵的缩影。
岳钟琪的家世颇有分量。其家族自称岳飞后裔，父亲岳升龙曾任四川提督。岳钟琪自幼在四川长大，熟悉山川道路，也见惯边地纷争。他起初走的是文官道路，后来因战事频繁，改入军伍。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获授四川松潘镇中军游击，从此在边疆军务中崭露头角。
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康熙年间收复西藏。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于1717年出兵进入拉萨，西藏局势骤然恶化。清军前期行动受挫，康熙帝遂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调集大军进驻青海，准备再次进军。
岳钟琪并非一开始就统领大军。他手中的兵力有限，却敢于承担最危险的先锋任务。1719年，他率部进入理塘、巴塘一带，连续击破阻军，随后长途奔袭，打开了南路进军的通道。到1720年，他又率部深入西藏腹地，攻取喇哩，并利用招抚与突袭相结合的办法，使多个部落归附。
有意思的是，岳钟琪最出色的战法，并不只是冲锋陷阵。他善于从俘虏口中获取消息，也懂得借助地方势力瓦解对手。进抵拉萨时，清军尚未形成绝对优势，但当地贵族和部落纷纷倒向清军。岳钟琪迅速控制要地，搜捕准噶尔将领，拉萨遂被收复。康熙帝因此加功授官，岳钟琪从边将走向方面大员。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起兵。年羹尧任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任征西副将军。岳钟琪率军由松潘出发，迅速进入青海，并在西宁战局危急时突然驰援。随后，他主张乘胜追击，不等来年春天再战。
这一判断改变了战局。岳钟琪挑选五千精兵，携带一万匹战马，绕道突进罗卜藏丹津驻地。清军连续作战，打乱叛军部署，罗卜藏丹津仓皇逃往准噶尔。此役中，年羹尧是全军主帅，岳钟琪则承担了关键的机动作战。两人的功劳不能简单相互替代，但岳钟琪的战场表现，确实使他成为清廷眼中不可多得的汉人将领。
青海平定后，岳钟琪先后出任甘肃巡抚、川陕总督，并接替年羹尧掌握西北军务。此时的他，统辖川、陕、甘三地军队，权力和声望都达到汉人武将的高峰。清代史家后来称，终清一代，汉臣拜大将军且能节制满洲兵马者，岳钟琪一人而已。
权力越重，猜疑越深。雍正五年（1727年），有人诬告岳钟琪意图谋反，查明后虽处置了造谣者，流言却没有真正消失。次年，湖南秀才曾静又派门生张熙游说岳钟琪，试图以岳飞后裔的身份挑动他的民族情绪。
岳钟琪没有被说动。他表面周旋，实际将来人擒获，押送朝廷。此事牵连出吕留良案，也让雍正帝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岳钟琪的身份、军权和声望结合在一起，既是朝廷的依靠，也可能成为皇权的隐忧。雍正帝曾写信安抚他，称外间诽谤甚多，然而信任已经出现裂痕。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出兵准噶尔，岳钟琪被任为宁远大将军，统率西路军。战争后来因误判情势而屡遭波折，清军进退失据。岳钟琪虽曾收复乌鲁木齐，并设法救出受困军队，却没有消除朝廷对他的不满。
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等人上疏弹劾，岳钟琪被罢官、夺爵、下狱。两年后，兵部拟判斩决，雍正帝念及他收复西藏、平定青海的功劳，改为“斩监候”，并令其承担巨额罚银。所谓斩监候，意味着死罪暂缓执行，却绝非普通处分。岳钟琪由权倾一方的大将，转眼成了戴罪之人。
乾隆即位后，岳钟琪获释回籍。多年过去，大小金川战事爆发，清军在四川山地进展不顺，乾隆帝想起这位熟悉当地军情的老将。乾隆十二年（1747年），岳钟琪重新被起用，参与金川军务。
他到前线后，没有盲目追求强攻，而是调查军中决策和土司关系，发现清军谋划屡受误导。岳钟琪据此调整部署，主张水陆配合、分割围困，并利用自己早年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相识的关系进行劝降。
据清代记载，岳钟琪曾带十三名骑兵进入大金川与莎罗奔会面。双方既是旧识，也是战场上的对手。经过劝说，莎罗奔最终接受招抚，战事由此出现转机。岳钟琪并非凭一己之力结束全部战事，但他的判断和劝降，对局势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乾隆因此恢复岳钟琪三等公爵，给太子太保衔，并准其在紫禁城骑马。乾隆十九年（1754年），岳钟琪在征途中过世，终年六十八岁，谥号“襄勤”。这位曾被判斩监候的老将，历经三朝起落，留下的并不是一条平顺的仕途，而是西藏、青海和西北战场上一串难以绕开的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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