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逸飞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老龄社会学：迈向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 | 侯逸飞
责任编辑 |赵梦瑶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发展老龄社会学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老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演进脉络和主要观点，揭示了其核心关注点从“老年”到“年龄”，再到贯穿生命历程的“老化”现象的转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文化和地位特征挑战了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基于工业化框架及其预设的适用性。中国本土的学术资源具备重构西方范式的潜力，但其自身的理论覆盖面仍有拓展空间。结合当前老龄社会学发展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的机遇，本文提出了适用于中国的研究议程，以及能够回应时代挑战的前沿议题。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已整体迈入老龄社会。中国是老年人口规模最大、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此背景下，以理论发展为主线评述老龄社会学的进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从学科属性来看，老龄社会学既具有跨学科渊源，又体现出社会学的独特旨趣。20世纪初，老年学(gerontology)从老年生物学和老年医学中分化出来，其中的社会老年学（social gerontology）是研究老年与老化的社会因素及其影响的科学。20世纪30、4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老龄化趋势的显现，国外社会学家开始将老龄化作为社会问题加以探讨。老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强调以社会学的视角和概念对老龄现象进行观照和研究，这是其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键特征。然而，学界对老龄社会学所主张的“社会学”视角与概念的把握尚不全面，不仅容易使其与老年学混为一谈，也使其创新发展缺乏与社会学对话的坐标。
其次，从学科发展现状来看，我国老龄社会学的组织化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张恺悌、夏传玲，1995)。尽管学科创立时间较长，但其理论发展相对薄弱，存在重现实问题导向、轻理论建设的倾向(陆杰华、郭荣荣，2024)。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我国老龄研究总体发展迅速，但老龄社会学的发展仍滞后于人口学、经济学等领域(张仙桥、李德滨，2011:15)，这与学界对老龄社会学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全面认知不足密切相关。
国际学界对“老龄社会学”的定义经历了发展演变。西方老龄社会学在诞生之初便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其研究视域不断扩大，理论、方法持续革新，逐渐形成了以年龄社会学和生命历程范式为支撑的学科体系。老龄社会学不再单纯以“老年”为研究对象，转而聚焦于贯穿生命历程的“老化”现象。美国社会学协会于1997年将“老龄社会学研究会”更名为“老龄化与生命历程研究会”，并将老龄化与生命历程研究界定为“探讨老化作为社会过程的运行机制、社会年龄分层，以及两者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交互影响规律”的领域。
国内学界在老龄社会学的学科名称上存在争议，这与译法的分歧有关。早期教材多将“sociology of aging”译为“老年社会学”。随着老化是全过程、全人口、全周期的普遍现象成为学界共识，这一译法因聚焦于“老年”而受到质疑。李晶(2019)提出应改译为“老龄社会学”，以强调人口年龄结构和对衰老常态化趋势的把握。笔者认同“老龄”译法的全面性，但仅从人口结构界定老龄社会学，容易囿于系统论。这是因为人口结构分析属于社会人口学范式，侧重年龄结构与社会经济系统的适配性，而老龄社会学却不限于此路径。鉴于上述争论，本文采用“老龄社会学”这一名称，并将其界定为：以社会学想象力观照贯穿生命历程的老化现象，以及个体老化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社会学子领域。从学科架构来看，老龄社会学应涵盖研究老龄现象的各个社会学子领域，包括社会人口学、家庭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从学科边界来看，老龄社会学聚焦围绕“老”的发展变化，以及那些对“老”具有映射关系和解释力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老龄社会学所关注的“老龄”包括但不限于“养老”。在日常话语中，“养老”一般指老年人在何处居住、如何生活、由谁供养等处境安排，暗含老年人的被动性(原新、于佳豪， 2026)。在政策话语中，“养老”多见于对失能或失智老人长期照料模式的探讨，例如以“居家—社区—机构”为代表的养老体系布局。此外，老龄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还包括以社会学视角审视年龄作为社会结构和秩序因素（如年龄不平等，代际角色，年龄意义等），以及生命历程范式下的世代、时期、时机等时间序列因素对老化的影响。因此，“老龄社会学”与“养老研究”既有交叉也有差别：前者是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后者还涉及老年学、公共政策、社会保障等多个学科。
综上所述，厘清老龄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理论脉络与发展方向，对推动学科自主创新至关重要。首先，本文系统评述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演进脉络和主要观点。其次，在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预设所构成挑战的基础上，本文将评述中国老龄社会学研究的议题、理论与范式发展。最后，结合老龄社会学发展所面临的当代危机和中国的发展机遇，本文提出以中国情境拓展理论视野、面向未来的研究纲领。
二、老龄社会学的源起与理论发展
（一）学科源起与发展
美国是老龄社会学的发源地，美国学界在老龄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发展与学术生产体系中长期居于核心地位，深刻塑造了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与话语格局。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并进入老龄化社会（Wright，1995）。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老龄社会学逐渐兴起。图1展示了老龄社会学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情况。美国社会科学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于1943年成立社会调适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Adjustment），并于1948年发布《老年的社会调适：一项研究计划报告》（Social Adjustment in Old Age: A Research Planning Report），这标志着老龄社会学的正式诞生（Pollack & Heathers，1993）。美国社会学协会早在1979年便设立了老龄社会学委员会，而欧洲社会学协会直到2001年才成立“欧洲老龄化研究网络”分会。就学术产出而言，美国在发文总量与学术影响力上长期占据绝对优势。尽管老龄社会学的诸多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欧洲的哲学与社会科学传统，但其多数理论成果诞生于美国。从国际发展现状来看，中国及其他国家在国际老龄社会学发展中仍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二）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五大范式和三个转向
根据研究范式的演进和问题意识的发展变化，西方老龄社会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本文按照理论所属范式和该范式下的相关研究首次出现的年份，对上述三阶段中被引用较多的理论簇及单元理论的演化脉络和谱系进行了梳理。
1.转向一：从老年到年龄（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
西方老龄社会学兴起之初的问题意识带有浓厚的结构功能论色彩，其理论发展于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进入第一阶段。围绕工业化以来老年人地位边缘化的问题，学界探讨了老年劣势的成因和应对方式，解释对象逐渐从“老年人”拓展为作为社会分层、文化和人口系统结构性因素的年龄，体现了“从老年到年龄”的转向。
工业化以来老年人地位的变动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首先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造成了老年人的边缘化”。现代化理论将老年人地位的下降及其“无角色之角色”的状态，归因于工业化所引发的生产模式变革和家庭结构转变(Cavan et al.，1949; Burgess，1960)。而家庭存续论则反驳了家庭式微的观点，认为老年困境应归因于社会政策的系统性孤立和制度性排斥（Townsend，1957）。
面对老年地位的变动，学界探讨了“如何应对”的问题，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派学者从“老年人如何适应社会”的角度出发，发起了脱离论与活动论之间的争论。从影响力来看，活动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但它其实暗含着对不愿或不能活动的老年人的歧视。另一派学者则从“社会结构如何适应老龄化”入手，提出了三个互补性的理论纲领：年龄分层理论主张更新年龄角色预期和社会设置， 社会时钟理论侧重于社会年龄文化规范的发展，社会人口学研究则强调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经济系统的适配。这三个理论纲领共同将老龄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从“老年”拓展至作为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年龄”。
“从老年到年龄”的转向是20世纪40至80年代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动向。然而，这些早期理论带有结构功能论的不足。其一，它们难以解释老年和青年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代际矛盾和冲突等张力；其二，它们将化解老年人地位边缘化困境的出路归结为老年人自身的调适或社会结构的调整，这不仅暗含了对不能或不愿调适者的问题化倾向，也未能充分认识到老年人的主体性及其多重社会身份。
2.转向二：从结构到秩序（20世纪60年代末至21世纪初）
西方老龄社会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大致为20世纪6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以多元范式并行为主要特征。伴随西方社会运动的展开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学界开始反思结构功能论的均衡性预设，转而追问“年龄秩序的生成及其合法化”问题。老龄社会学理论从关注作为社会结构的年龄逐渐转向揭示年龄不平等在社会、家庭和人们的日常互动中的生成与维系机制，从而体现了“从结构到秩序”的转向。在这一阶段兴起的理论，依据元理论取向可分为泛冲突论、交换论和解释论三种并行的范式。
（1）泛冲突论：年龄不平等
在泛冲突论范式下，相关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年龄不平等为何持续存在”。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形成了批判老年学、政治经济学派和累积不平等三个理论纲领。批判老年学吸收了社会学的批判理论，将年龄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本身，揭示老年处于劣势地位背后的知识生产与结构压迫之间的共谋关系。政治经济学派揭示了国家政策体系在制造老年边缘化过程中的作用。累积不平等视角则将理论焦点归结为多元社会设置对不平等的放大效应。尽管上述理论纲领分别从权力、制度和社会分层等不同维度揭示了年龄不平等的根源，但它们之间缺乏实质性对话，也未能形成指导社会实践的行动方案。
与上述理论纲领相关的一支理论是聚焦于养老制度和照料体系的历史制度学派。该流派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福利国家的养老和照料体制安排为何存在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一是历史社会学路径，通过社会历史制度的跨国比较来解释养老制度的类型差异。二是社会政策路径，探讨国家、市场、家庭等多元主体之间照料责任的分配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然而，这些研究多将“养老”嵌入福利类型学的讨论之中，尚未形成独立的老龄社会学理论流派。
（2）交换论：老年家庭代际弥合
交换论范式下的理论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代际弥合受何种家庭内部结构因素影响”。20世纪70年代，随着反主流文化和学生运动盛行，代际矛盾成为西方社会的突出问题，老年家庭整合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与先前理论关注社会层面的结构位置不同，交换论范式将理论视角聚焦于家庭内部。发展投入观与家庭内部差异理论分别揭示了家庭内部代际角色位置（如父母、子女）以及子女间相对结构位置（如排行、性别等）对代际弥合的影响。社会情感选择理论则将个体剩余寿命视为影响家庭关系投入程度与优先次序的结构性因素。然而，这些理论将家庭关系工具化为资源交换，忽视了文化渗入伦理和对行动的作用。
照料失能或失智的老年父母是特殊情境下代际资源交换的密集化形式。围绕“谁来照料”的问题，西方学者注意到，在照顾老年人时，家庭内部任务并非均等分配，由此出现了强调横向分工的“任务分化”模型，以及关注成员间先后次序的“替代原理”和“序列候补”理论。然而，这些理论预设了父母需求恒定，且照料责任仅在原生家庭内部进行分配，故无法解释中国涉及姻亲家庭的多代协作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伦理意义。
（3）解释论：年龄的意义
解释论范式下的理论回答了“年龄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建构和维系”的问题，并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是关注老年衰退所带来的符号后果，如连续论和社会能力理论围绕老年衰退的常态化解释提出了不同观点。二是关注年龄和老化意义的日常建构，如老龄现象学和年龄表演理论。这些理论虽然颠覆了将年龄视为先定的结构安排以及将老年人客体化的假设，但是在去结构化的同时，悬置了年龄意义的文化坐标和结构条件。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老龄社会学进入“从结构到秩序”的理论转型期。在这一时期，三个并行的范式从宏观制度到微观互动、从客观结构到主观意义，多维度地揭示了年龄秩序的生产和维系，推动老龄社会学走向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局面。然而，理论发展的过度多元化也导致了碎片化的困境。各理论受制于其自身的元理论预设，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盲区。因此，亟须一个能够打通不同单元理论解释盲区的整合性框架。在西方老龄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承担这一使命的正是生命历程范式。
3.转向三：从年龄到老化（21世纪初至今）
21世纪初至今，西方老龄社会学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其特点是以生命历程范式为主导的整合式发展。生命历程范式通过动态时间观和嵌套关联的视角，统合了先前的理论争鸣，已成为当今西方老龄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在这一时期，理论解释的对象从“年龄”拓展至贯穿生命历程的老化过程。
生命历程范式是对先前流派的整合性发展，它既是一种理论范式，也可被视为中层理论。生命历程范式将此前的理论争辩凝练为一个核心问题：个体老化是如何在生命历程中被形塑和编排的？具体而言，生命历程范式可分为北美流派与欧陆流派。相较于关注个体社会和心理发展的北美流派，欧陆流派侧重于探讨“制度”以及生命轨迹的常态化编排。
生命历程范式打破元理论分隔的途径，在于从时间观角度的动态思维和空间观层面的嵌套关联视角来统摄先前的理论范式。在时间观层面，生命历程范式通过吸纳凯恩（Leonard Cain）等学者的生命历程思想(Cain，1964)、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代际社会学(Mannheim，1952)等，将研究视野从个体年龄拓展为泛化的时间序列。北美流派的“毕生发展原理”兼容了基于累积不平等视角的理论，将老年境遇与贯穿生命历程的动态发展相联系。“时空定位”和“时机”原理吸纳了结构功能论的序列思想，并将其提炼为社会历史中的时间(数据观测的时期、历史时空中的世代)和时点（事件发生相对于个体年龄的位置）这两个结构位置因素。欧陆流派的“制度化生命历程”思想则植根于政治经济学派的问题意识，通过将老年身份角色纳入“教育—工作—退休”的主轴，将这一思辨延伸至去制度化与个体化的探讨。在空间观层面，北美流派将交换论的核心观点纳入“相互联系的生命原理”，并将解释论对主体意义的追问整合进“能动性原理”。通过将家庭视为联结宏观历史与个体生命的桥梁，生命历程范式打通了不同层面的解释机制，从而将贯穿生命历程的发展从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学的专属领域拓展至老龄社会学的解释范畴。
生命历程范式不仅推动了理论的整合，也促进了老龄社会学中理论、方法与跨学科视角的融合。它使老龄社会学研究能够从结构、关系与主体意义等多层面展开。该范式不仅具备以时间为结构性特征的“社会学想象力”，还形成了以“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为代表的特色研究方法，并可以通过其累积性、连续性的动态视角假设，与遗传学及流行病学研究搭建沟通桥梁。
然而，生命历程范式也有自身的局限。北美流派由于偏重微观个体层面而忽视了制度作用，欧陆流派则由于过度聚焦于制度而缺乏多元性。从深层逻辑来讲，生命历程范式的时空观预设了社会历史通过清晰的边界将不同世代加以区分、形塑和编排的情形，其本身蕴涵着西方现代化的线性累积和“传统—现代”序列式演进的理论预设。
（三）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发展特点与局限
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受限于理性化和“现代性”的工业时代框架和西方中心立场。这些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西方学者对工业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经验总结，历经八十余年发展，其研究范式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再到整合性发展的演进过程，其问题意识则呈现从“老年”到“年龄”再到“老化”的转向。
然而，无论是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还是生命历程范式，都未能脱离工业文明和理性社会的基本框架；其理论范式无论如何多元，亦始终未能跳出西方中心立场。首先，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将“老年”单一地锚定于生产体系之中，预设了老年人被边缘化的劣势地位及其与其他年龄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体现了生产主义与效率主义的逻辑。例如，从关注老年调适问题的功能论，到追问年龄不平等根源的泛冲突论，再到探究衰退的符号性意义的解释论，无不是建立在这一预设之上。其次，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在解释老龄现象时将个体福祉最大化预设为根本动因，其背后是西方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无论是将代际关系简化为理性交换的交换论，还是强调个体在结构约束中构建自身轨迹的“能动性原理”，都体现了这一逻辑。最后，尽管生命历程范式将西方老龄社会学的理论解释力拓展至泛化的时间序列，但其时空观深植于西方现代化经验，预设了一种“传统—现代”取代式发展的单一线性时空观。这一时空观难以解释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由制度转型与结构重组所塑造的断裂、并置与压缩等非线性和不确定的生命轨迹。
三、中国的老龄社会学研究
（一）中国的现代化与老龄化进程对西方理论预设的挑战
中国老龄社会学不应满足于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而应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和老龄化进程的特点，反思西方理论预设的局限。
从时空逻辑来看，中国现代化和老龄化“压缩并行”的特征，挑战了西方时空观中线性累积效应和生命历程的可编排性的预设。在西方社会中分属不同世代的现象，在中国可能被压缩进同一生命历程。由于城乡与区域差异、人口流动规模较大，即使身处同一时空的世代，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可能呈现迥异特征。不同于西方以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将个体分隔为边界清晰的世代，我国社会转型及制度变迁因素造就了不同世代生命轨迹的断裂和不可编排性特征(郭于华、常爱书，2005; 王汉生、刘亚秋，2006; 周雪光，2015)。在此背景下，时空、城乡、区域、制度等多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老化轨迹，难以由西方理论所预设的单一线性时空观加以解释。
从文化逻辑来看，我国的家本位伦理观挑战了西方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取向。在我国，家庭是维系血缘纽带和践行人伦规范的共同体。以“身家一体”“家国同构”为代表的思想表明，中国家庭不单是个体获得满足的“工具”，更是个体不可割离的“本体”及其与社会相联结的桥梁。例如，西方的代际交换视角无法解释中国老人在隔代照料中所获得的满足感。这是因为，在中国家本位逻辑下，照料孙辈被视为伦理上的满足和生命意义的延续，是西方个体主义逻辑所无法解释的。
从地位特征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老人地位的多重复杂性，挑战了西方理论基于生产体系的边缘化假设。西方老龄社会学兴起于对工业革命以来老年人在生产体系中被边缘化的现象的观察。老年劣势既是其理论分析的起点，也是其理论解释的终点。然而，受小农经济、宗族制度和长老统治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老年人地位的价值尺度远不限于生产体系，还体现在维系家族凝聚和文化传承等多重作用之中。中国现代化的特征使得老年人的多元地位本身具备了复杂性。
然而，不同于西方理论将老龄社会问题复杂性归因为结构调适问题或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国的社会整合与发展具备强大的包容性特征(李友梅，2024)。例如，退休老人参与孙辈照料，既意味着老人从劳动力市场的“退出”，也是老人通过在家庭领域的“参与”促进社会再生产的一种方式。在此背景下兴起的“新家庭主义”(Yan，2021)，正是中国家庭主动应对和化解社会结构失配和老年角色变动复杂性的策略彰显。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老人多元地位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社会强大的整合逻辑。
表2总结了西方理论的预设及其在解释中国现代化和老龄化进程中的社会现象时所存在的局限。
（二）中国老龄社会学的研究现状
1.中国老龄社会学的议题和理论发展
本文分别选取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五本高水平社会学期刊，通过检索这些期刊在1980—2026年有关“老龄”的刊文,并进行主题分析，得到老龄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分布（见表3）。
由上表可知，我国老龄社会学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不同于西方老龄社会学研究关注个体老化，我国老龄社会学研究重视将个体置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中的家庭之中进行考量。家庭不仅被视为满足个体情感需求的初级群体，更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功能密切相关。第二，不同于西方老龄社会学研究关注交叉不平等，我国老龄社会学研究重视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健康差异。我国老龄社会学研究通过将老龄问题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平性框架中进行探讨，体现了对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诉求。第三，不同于西方老龄社会学研究追问多元结构性压迫，我国老龄社会学研究多围绕老年人这一重点群体展开，强调通过治理回应和解决老龄问题，体现了实用主义品格和“人民性”的特色(李友梅，2024)。
我国老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家庭社会学。围绕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变迁，学界重点关注老年家庭代际支持中的孝道与孝行变迁，如费孝通（1983）提出的中国代际“反馈模式”理论。后续学者基于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孝道双元模型”(胡安宁，2017)、“马赛克家庭主义”(计迎春，2020)等理解中国家庭变迁的理论，以及“责任内化论”(张新梅，1999)、“血亲价值论” (姚远，2000)等特色概念。在“谁来照料”的问题上，我国学者多从性别文化变迁的视角切入探讨(王来华 、施耐德，2000)，但这些研究在细化家庭内部差异方面仍有拓展空间。
近年来，学界聚焦于养老意愿与养老安排中的多元主体和地点选择。这部分研究涉及社会政策、社会人口学等领域。例如，学者根据我国家庭政策的阶段性特征，提炼出“去家庭化—家庭化—再家庭化”的脉络(李桂梅，2023)，这一框架也适用于解释养老体制的变迁。再如，近年来学者考察了养老安排的决定因素(孙鹃娟、沈定，2017)、家庭与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卓唯佳，2024)等。还有学者呼吁反思老龄研究中“重现实问题导向”的倾向，以及如何平衡理论发展的问题（陆杰华、郭荣荣，2024）。
自生命历程理论引入我国以来，学者多将其用于研究重大历史事件对我国特定群体发展轨迹的塑造(周雪光，2015;胡洁、周晓虹，2024)。近年来，有学者从代际社会学角度，刻画社会历史进程中我国不同世代的价值观和行为特征(李春玲，2019，2020)。尽管这些研究的视域尚待延伸至中晚年阶段，但这一方向的探索为老龄社会学从“老年”拓展至更为广阔的问题域奠定了基础。
2.本土学术和实践资源对重构西方范式的启发
我国本土学术和实践的发展积累了宝贵资源，如果能够充分挖掘这些资源，那么我国老龄社会学将具备超越并重构西方老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要实现以本土资源突破西方既有框架的目标，至少有以下两个要点。
一方面，系统梳理20世纪早期的本土老龄社会学思想，是重拾我国老龄社会学国际学术贡献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批先驱学者提出的观点，既与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存在共通之处，又体现出基于本土语境的独特性。然而，由于缺乏系统梳理，这些早期理论的国际学术地位尚未获得应有的承认。
这里以潘光旦的思想为例。潘光旦于1936年便提出了老人社会地位将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下降的观点，这比现代化理论（Cavan et al. , 1949;Burgess,1960）的提出时间更早。在《祖先与老人地位——过渡中的家庭制度》一文中,他指出：“中国老人的地位，最近二三十年来已经变动了不少，也是可以无疑的。近海的省区和较大的都市里，此种变迁尤为明显。”(潘光旦，2023/1936:102)潘光旦（2023/1936:102）进一步指出，中西方老人所诉诸的解脱途径不同：“中国老人，在情绪上是比较能得到适当的措置的，而措置之方便是子息。”这一思想与西方社会情感选择理论和连续论的基本观点相吻合。然而，潘光旦的出发点既非社会情感选择理论所立足的理性选择，也非西方连续论所关注的自我观念，而是根植于“养生送死，生事死祭”的观念，体现了其“人伦”和“位育”思想，因此，这可被视为早期理论和范式自觉的典范。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转型社会学范式(李培林，1992;文军，2017)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宝贵资源，若能与老龄研究相结合，则有望推动老龄社会学时空分析框架的多元发展。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时空压缩、多趋势并行等特点，自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转型研究，有的借鉴并有针对性地批判了西方生命历程研究的时空观的不足，有的则在无意中印证了其局限性。例如，周雪光(2015)以及郭于华、常爱书(2005)揭示了政治运动与企业改制所造成的不连续、非常态化的生命轨迹。在代际关系重心下移背景下的饮食研究(郭于华，1998)反驳了有关代际影响方向的既有预设。“知青”对痛苦经历的救赎性叙事(王汉生、刘亚秋，2006)、骥村女性对集体化劳动所赋予的充实与解放感记忆(郭于华，2003)，都体现了在重大历史事件形塑个体生命之外，存在更深层的文化精神与国民性格。
然而，目前学界对这部分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社会学和社会转型领域，尚未与老龄社会学形成对话。实际上，以不确定性逻辑替代单一线性累积效应的预设，将压缩并行、断裂紊乱的时空特征纳入个体和家庭贯穿生命历程的考量，可以为理解不同历史制度形态在同一生命历程、同一家庭中交叠并存的情境提供理论支点。此外，以口述史、田野调查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能够描绘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和心灵嬗变，这也有望成为我国老龄社会学的方法特色。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化与老龄化进程所特有的时空逻辑、家本位伦理观以及老人地位的多元复杂性，从根本上挑战了既有理论的西方中心立场及其以工业社会为基准的预设框架。与此同时，本土学术资源已初步显现重构西方理论范式的潜力。然而，当前研究在理论覆盖面上仍不够完整，本土学术资源也有待进一步整合与激活。因此，中国老龄社会学的自主创新，亟须在系统吸纳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理论纲领。
四、面向未来的老龄社会学：理论与纲领重构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在整体步入老龄社会的同时，迎来了诸多新变化。面对这些变化，西方老龄社会学在理论预设和解释力方面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并用二十余年时间经历了一些西方国家近百年的老龄化历程。中国老龄化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并行的特征，为引领老龄社会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下文将首先结合中国老龄社会学尚未充分探讨的议题，总结拓展方向，然后围绕社会发展的新情境，探讨老龄社会学自主创新的前沿议题。
（一）中国老龄社会学的未尽议题与拓展方向
表4梳理了老龄社会学研究中尚未充分探讨的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老龄社会学在对话现代化理论、家庭存续论和社会人口学范式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在批判性地吸收其他理论视角并将其转化为研究中国议题的有效工具方面，仍存在广阔空间。对这些议题的持续深耕，有望成为中国老龄社会学自主创新的新起点。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社会学应拓展以“年龄”和“老化”为重点的问题域。例如，在“年龄结构”层面，儒家“尊老孝亲”的文化赋予了老年人较高的地位。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数字鸿沟的出现，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参与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年龄规范可能以隐蔽的方式嵌入市场和组织文化之中。传统尊老文化与现代效率主义逻辑的碰撞，可能催生出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年龄现象。对我国年龄结构的系统分析，不仅有助于拓展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也能为统筹年龄关系和资源配置的政策提供参考。
又如，在“老化的意义”这一层面，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提供了与连续论或社会能力理论不同的理解。儒家文化强调“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杨伯峻，2006），老化本身被视为道德修养的成熟过程。而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死观，则可能消解衰退所附着的符号意义。探讨中国情境下老化意义的建构，不仅有助于理论视野的扩展，也可为包括延迟退休在内的“积极老龄化”政策倡议提供支持。
此外，在“生命历程”层面，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方式日新月异，塑造了成长于不同时期的民众在养老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例如，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主，改革开放前盛行去家庭化，改革开放以来个体主义观念趋于兴盛（李桂梅，2023）。刻画养老观念和行为的演进特征，不仅是运用转型社会学范式推动老龄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也具有为养老体系的科学布局提供参考的价值。
（二）新情境下老龄社会学自主创新的前沿议题
全球化的推进、风险形态的演变、风险责任主体由社会机构向个体的转向、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消费主义的扩张、生物与数智技术的进步等，都要求老龄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必须突破国家边界和工业文明尺度，对新情境下的老龄现象具备解释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老龄社会学的自主创新可基于“文明互鉴”的思路，通过回应前沿议题，积极寻求将中国理论和经验转化为世界学术资源的途径。具体而言，中国老龄社会学至少在以下几个议题上大有可为。
1.风险社会理论对生命历程范式的拓展
在晚期现代社会中(Giddens，1991)，失业风险上升、长寿带来的长期护理需求、劳动力市场对技能流动性的需求以及就业的不确定性等，共同形塑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型风险格局。与此同时，风险应对责任从社会层面向个体转移。在此背景下，学者呼吁关注当代老龄化风险的形态及其在社会维度上的不平等分布(Phillipson & Powell，2004)。与此相应，迪皮利特（Thomas DiPrete）的比较流动分析则代表了对该议题的方法论回应，为风险社会理论与生命历程理论的融合开辟了道路(DiPrete，2002)。未来的研究可将这一分析思路延伸至对“老年”境遇的解释。当个体老化与生命历程从稳定结构中脱嵌，并被置于现代性的“巨轮”之上时，生命轨迹变得充满风险，存在矛盾和不确定性。识别老龄社会的风险形式及其分布规律，揭示风险对个体老化与生命历程的影响，是运用风险社会框架重构老龄社会学研究的前沿议题。
2.全球化中的个体与公共议题
政治经济学派的前沿领域将全球化视为重塑老年生活的结构性力量。全球化打破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跨国组织在推动养老金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养老不再只是单个国家的议题，而是深嵌于全球权力关系之中(Walker & Foster，2014)。与此同时，人口的跨国流动与“全球家庭”的兴起以及照料的国际化几乎同步。移民的老化体验也可能因其移民经历与社会支持网络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些都是现有老龄社会学理论尚未充分探讨的议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老龄社会学研究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框架，突破以主权国家为界的视角局限，充分考虑跨国流动对生命历程和老化的影响。捕捉全球化背景下老年生活形态的多元化、老年人身份与认同的重构以及家庭照料的变迁，是拓宽老龄社会学视野的可行方向。
3.照料危机、临终与丧亲
单亲家庭、重组家庭、非婚家庭等多元家庭形态的出现，世代共居模式的瓦解，以及地域流动性的增强，正重塑着代际照料的规范，导致照料角色和义务的模糊。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和青年“进入社会”年龄的推迟，使越来越多的老年父母仍承担着向子女提供支持的角色，这挑战了老年人作为照料接受者的传统预设。多元家庭形态下的照料危机与角色倒置，已成为老龄社会学的新兴论题。
此外，预期寿命延长也意味着老年人经历子女、配偶或友伴死亡的概率的上升。然而，作为幸存者的老年人在孤独和哀伤方面的体验，在既有研究中几乎缺席。“谁应得到救治、以多大代价救治”的老年临终照护问题以及死亡的社会意义建构等议题，应被纳入老龄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在医疗成本持续攀升的背景下统筹资源配置。
4.消费社会学视角下老年角色的重构
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深，老年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消费群体。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老年人在生产体系中的劣势，却忽视了老年人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的消费行为。这一方向的研究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切入。一是考察代际消费惯习的生命历程，从而刻画已老、将老和未老群体的消费行为。二是分析符号性消费与年龄身份建构的关联。例如，有关老年人通过“有意识的消费”来构建年龄身份认同的研究，可被视为这一领域的先驱(McCracken,1988)。三是探讨消费与社会整合及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短视频平台等数字媒介的兴起正在重塑老年人的消费形态，并在其社会关系中扮演复杂角色：数字技术既可能促进代际弥合，也可能扩大代际裂隙。同时，贯穿生命历程的不平等深刻塑造了人们晚年消费的差异。这些都是老龄社会学自主创新的可行方向。
引入消费社会学视角，可为老龄社会学研究开辟超越生产主义尺度的新路径。该视角在深化对老年社会联结和身份认同理解的同时，也具有为银发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价值。
5.生物数字技术与范式革新
通过将生物标识物和数字技术引入老龄社会学研究，我们可以推动该学科迈向“老化—社会—技术”的三元范式变革。
个体老化的社会意义建立在其生物学基础之上。然而，老化不仅受个体基因差异影响，也由社会因素所决定。以寿命为例，基因遗传仅能解释10%~30%的寿命差异(Ruby et al.，2018)。社会基因组学的兴起以及血液样本和生物标志物数据的日益丰富，为将衰老的生物学指标纳入社会学视野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研究，为回应社会学中关于结构与能动的经典争论，推动研究视角从分析“老化结果的不平等”转向关注“老化本身即不平等”提供了可能。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向数智文明的跃迁。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老龄化社会需求对技术变革的推动，而较少关注相反的方向，即数字技术如何重塑老龄化社会。以“数字永生”为代表的虚拟技术的兴起，正在消解年龄乃至生死意义的生物学基础，同时也在解构年龄与老化的社会意义，重塑社会联结的形态。近年来，随着老年“数字鸿沟”“数字团结”等概念的兴起，学者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对老龄社会的消解与重构。结合数字时代特征重新审视老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以“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理论思辨引领老龄社会学范式革新的重要途径。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系统梳理了西方老龄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其范式从单一主导到多元并行，再到以生命历程范式为核心的演进整合。中国现代化与老龄化进程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时空逻辑、文化逻辑和地位特征，挑战了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基于工业时代的框架和西方中心立场的预设。中国老龄社会学研究多围绕家庭和养老领域展开理论对话，展现出实用主义品格和“人民性”特色。本文主张以深化“年龄”和“老化”为理论重点，并提炼出适用于中国情境的研究纲领。最后，结合社会发展的新情境和新问题，本文总结了老龄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五大前沿方向，为迈向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提供了纲领性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老龄社会学通过吸纳生命历程范式实现了问题域和理论视野的拓展，但也容易引发与生命历程研究边界不清的问题，即是否所有聚焦生命历程和人类发展的研究都可以被纳入老龄社会学范畴。笔者认为，老龄社会学主要关注对“老”有映射关系和解释力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老龄社会学研究中，“老年”始终处于“在场”状态。我们既不能将老龄社会学窄化为“研究老年人”的社会学，也不能将其泛化为一切生命历程研究。立足“社会学”这一母学科，老龄社会学的研究需在社会学发展史中有源可溯、有据可依，并有所贡献。这是老龄社会学区别于“老年学”或其他相关学科的核心身份标识。
中国老龄社会学不仅能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也有潜力通过自主理论创新参与乃至引领国际社会学的发展。这既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主动把握话语权的重要路径。限于篇幅，本文对诸多观点的讨论难以深入详尽，也难免挂一漏万。文中未尽之处，期待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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