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英国经典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70 Up)第十季在ITV频道开播。这一季总共只有两集,9月22日第二集播完后,这部绵延超过半个世纪的传奇作品,就将彻底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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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七年》此前已播出了九季。

1964年,英国ITV旗下的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 Television)想要创作一套以普通人为主人公的电视纪录片。在第一季中,他们向观众介绍了出自不同背景的14名时龄七岁的英国孩童(10男4女)的生活状况,旨在探讨所谓的“七岁看老”,即命运、阶级和环境如何影响人的抱负与一生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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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人生七年》第一季中时龄七岁的拍摄对象。

按计划,创作者会定期回访,跟踪他们的人生轨迹,每隔七年推出新的一季。当时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么一拍,就是整整63年,成为电视纪录片史上最重要、也最独特的长期纵向记录项目之一。在这漫长的十季中,原本带着稚气的脸庞、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慢慢变成了力不从心的垂暮老者。

和后来大行其道的真人秀不同,《人生七年》没有把“人生”压缩成接连不断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允许时间本身成为叙事工具。从这一点出发,它早已超越一般的真人电视节目的范畴,上升为某种社会考察,通过这群人的成长轨迹,勾勒出足以代表英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全景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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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中,时龄21岁的拍摄对象。

2019年,《人生七年》第九季播出,14名参与者中,已经有了缺席者。四名女生之一的琳恩·约翰逊(Lynn Johnson)在2013年因病去世,未能参加第九季拍摄。

到了2021年,该系列的重要推手、自第二季开始便担任导演的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溘然辞世。艾普特于2008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颁发的杰出社会问题报道奖。著名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曾评价他“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社会学训练,但他的直觉从根本上来说具有社会学性质”。通过他的视角呈现的《人生七年》,生动反映了社会阶级的再生产。

随着迈克尔·艾普特的去世,外界原以为《人生七年》系列也会就此终结。不过,14名参与者之一的尼克·希钦(Nick Hitchon)的命运,又反过来影响了纪录片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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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希钦

2022年,尼克被诊断患有晚期癌症。随后,这位成功跨越阶层,由农家子弟一跃成为核物理科学家的拍摄对象,主动联系了自《人生七年》第四季开始担任制片工作的克莱尔·刘易斯(Claire Lewis),表达了希望在离世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的意愿。当天,就在节目组为他完成这一心愿的数小时后,尼克·希钦便与世长辞,而这也让制作人克莱尔·刘易斯大感心碎,因此改变了原先的决定,追加拍摄了最后的第十季。

第十季由英国纪录片名导阿西夫·卡帕迪亚(Asif Kapadia)接手。他曾执导过《塞纳》《迭戈·马拉多纳》等作品,并凭借《艾米》拿过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相比往季,或许是因为已经说好了是最后一季了,也或许因为剩余的参与者都已是古稀之年,整体基调变得更为伤感、怀旧。正如参与者之一的尼尔·休斯(Neil Hughes)所言,这是“再能见到其他参与者的一次机会,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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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休斯

对于看过《人生七年》的观众而言,尼尔·休斯往往是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位。人生的大起大落,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来自利物浦的尼尔,小时候天真烂漫,梦想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年轻时,他经历挫折,一度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结果,是一同参加《人生七年》的另一位拍摄对象布鲁斯·鲍尔登(Bruce Balden)向他伸出援手,为他提供了住所。中年之后,尼尔·休斯摇身一变,当上了地方议会成员,还结了婚,彻底安定下来。可到了晚年,他又恢复了单身生活,一个人搬到法国定居。在这最新一季中,他坦承自己有时会感到异常孤独。“但这是属于我这个年纪的常态吧……再考虑到我的人生经历,现在的我大概是挺心满意足了。”他在镜头前说道。

除了记录真实、反映历史的积极意义之外,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向来也是《人生七年》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焦点。自七岁开始,这14人便成了全英观众家喻户晓的名字,等于是从小便生活在镁光灯下,一举一动都会引来远超常规的关注。所以,他们的人生轨迹,有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人生七年》的影响,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不是参与拍摄的话,这些人的婚姻、事业是否还会变得像现在这样,也让《人生七年》有了近乎于“薛定谔的猫”的哲学意义,供人琢磨,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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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最终季的11位参与者

或许也是因为知道这就是最终季的关系,11位参与者在这一季中,除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之外,还特意大谈特谈了节目本身,针对其对自己的影响尝试做出总结,甚至还对导演迈克尔·艾普特的工作做了一番评价,质疑他当初是否也存在某些性别、阶级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正如另一位参与者杰姬·巴塞特(Jacqueline Bassett)所言,“虽然整个过程有时也充满了挑战,但能参与这么一件事情,总体来说还是觉得很棒。尽管他们最初想要探讨的是阶级问题,但最终,它变成了一个关于我们自身、关于不同的观众如何与我们产生共鸣的故事。”

澎湃新闻记者 程晓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