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胡志明主持越南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内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视为革命的重要指导，毛主席像也出现在不少公共场所。那时的越南，正在与法国殖民军苦战，来自中国的物资、干部和军事援助，对它而言并非锦上添花，而是关系生死存亡。

胡志明与中国革命者的交往，早在抗日战争前便已开始。他曾在法国活动，也曾长期往返于中国南方，与周恩来等人有过接触。1930年，他参与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1941年回到越南后，又组织越南独立同盟会，推动抗日和民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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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使胡志明很清楚一个道理：弱小国家要摆脱殖民统治，既需要本国民众的动员，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援。1945年9月2日，他在河内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可是，宣言并不等于独立真正落地，法国很快试图恢复殖民统治，越南战争由此延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局势出现变化。1950年1月，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苏联也予以承认。中国派出军事顾问，提供武器、药品和训练方面的帮助。陈赓曾赴越南指导边界战事，越军在边界战役中逐步取得主动。1954年奠边府战役结束后，法国被迫退出印度支那，越南的抗法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越南方面并没有忘记这份援助。胡志明曾对中国同志说：“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帮助。”这句话在当时并非客套，而是战争环境下形成的真实关系。

但共同作战，并不意味着双方所有利益都能永久一致。越南劳动党内部很早便存在路线和外交取向的差异。以长征、武元甲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干部，与中国革命有深厚联系；黎笋等人则更重视苏联模式和越南自身的战略独立。胡志明在世时，凭借威望仍能维持平衡。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逝世。此后，黎笋逐渐成为越南实际上的核心人物。越南统一后，领导层的战略判断开始发生变化。苏联与越南关系不断靠近，越南获得了新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对中国的依赖随之下降，过去的同志关系也慢慢被国家利益和地区竞争取代。

有意思的是，越南并非突然改变立场，而是在统一、扩张和结盟的过程中一步步转向。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后，开始加强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力。1978年，越南出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中国认为此举打破了地区平衡，也直接威胁中国南部安全。

与此同时，越南国内排斥华侨的措施加剧，大批华侨被迫离开；中越陆地边境冲突频繁，南海岛礁争议也不断升温。越南与苏联在1978年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外界普遍认为，这使越南获得了更强的战略倚仗。黎笋或许相信，借助苏联力量，越南能够成为印度支那的主导者。

中国的判断则完全不同。边境冲突、华侨问题和柬埔寨战事叠加在一起，已超出一般外交摩擦的范围。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从云南、广西方向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许世友、杨得志分别负责东线和西线作战，解放军攻占高平、谅山等地，随后于3月5日宣布开始撤军，3月16日基本完成撤出。

这场战争并未在一个月内彻底终结。撤军之后，中越边境仍有炮击和争夺，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在1980年代持续发生战斗，双方形成长期对峙。直到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越关系才出现缓和空间。

苏联并没有为越南直接出兵。越南虽然得到外交和军事支援，却无法指望盟友替自己承担全部战争代价。黎笋时期的强硬路线，使越南同时承受了战场压力、经济困难和外交孤立。

1986年，越南开始推行“革新”政策。1986年12月，越共六大确认调整经济路线。黎笋已于1986年7月去世，长征短暂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随后阮文灵主持改革。1991年11月，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曾经并肩抗法的两国，经历分裂、冲突与长期对峙后，终于重新打开了外交接触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