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季“深圳校服真香”的声浪仍在发酵。蓝白统一款、商超随处可买、半小时送达,叠加一张广为流传的“19.9元”价签,共同构筑起“市场化治理标杆”的叙事,“全国推广”的呼声刷屏全网。但鲜被提及的是:这套被捧上神坛的模式,恰恰是2016年国家发改委点名通报的行政垄断典型。十年间从权力越界的反面教材,到全网称颂的治理范本,这场叙事反转,堪称AI时代“指鹿为马”的传播标本。

深圳校服的垄断前科绝非坊间传闻,而是官方通报盖棺定论的事实。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四起行政垄断典型案件,深圳市教育局校服招标案赫然在列。新华网当时专题报道查实,2011年、2014年两次招标存在两项明确违法事实:一是预先公布成本指导价,引导企业达成价格默契,直接干扰招投标公平竞争;二是限定投标人须为深圳本地注册企业,评分向本地纳税企业倾斜,构筑地方保护壁垒。更早的2002年,深圳首次招标就划定5家企业分区包干、禁止跨区经营,2007年合同到期未组织招标直接续签,十年市场格局彻底固化,断码缺货、质量不稳、服务恶劣等投诉频发。彼时的深圳校服,是不折不扣的垄断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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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过去,垄断的内核并未彻底革除,只是换了一身“市场化”的外衣。所有赞誉本质上都只停留在零售端的便利:不用找学校统一买,商超、外卖都能买到。但剥开表层看核心,所谓“市场化”连最基本的产品竞争都不存在。“一市一款”的顶层设计,从根源上消除了设计维度的竞争,款式、面料、版型全由行政定调,企业不需要研发、不需要创新,只需按统一标准下料生产即可。这就像规定全城所有饭店只能卖同一款套餐,再对外宣称“放开了餐饮市场”——自由的从来只是购买渠道,不是产品本身。

更具迷惑性的“放权”叙事同样站不住脚。看似家长可以自选品牌、渠道、价位,但横亘在面前的核心红线是:全市只有这一款校服是符合校园着装要求的。所谓的“自主购买”,本质上是在行政划定的唯一选项里做选择题。权力从未真正退出市场,只是从台前的“统一采购”,退到幕后的“定标准、设门槛、管准入”,是更精巧的行政干预,而非真正的市场化。

这场叙事反转,AI时代的传播生态起到了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AI内容生产让信息转载成本趋近于零,事实核实成本却反向攀升,机器抓取拼接信息、运营者只看流量不核事实,错误信息在转发链条里层层放大。当年发改委通报垄断时,媒体争相起底批判,字字直指权力越界;如今“真香”热搜四起,同样一批媒体又转头花式解读“治理智慧”,绝口不提当年的垄断前科,集体记忆选择性失忆。大众的沉默螺旋进一步固化了错误叙事:表态能迅速获得群体认同,追问却要独自承受质疑,“深圳校服=市场化”渐渐成了不容置疑的默认认知。

这不是孤例。近期湖北十堰等地以“市场化改革”为名强制推行“一县一款”,严禁民办学校自主定款,全程都是行政管控手段,却全程冠以“市场化”的名义。当管控被包装成改革,当限制竞争被塑造成成果,本质是对市场逻辑的根本消解。

治理从来不是比谁的形式更整齐,而是看谁更尊重市场规律、更尊重民众选择权。别把行政管控当市场化,别把统一整齐当治理标杆——这才是深圳校服故事最该被读懂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