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三年秋，豫西大旱。
赵大夯蹲在城隍庙后的窝棚门口，手里攥着半块糠饼子，嚼了半天咽不下去。屋里头，老娘咳得一阵紧似一阵，痰里带着血丝。他数了数炕席底下压着的铜板，拢共七个。
仁和堂药铺的账，赊了三回。昨天他去抓药，掌柜的没抬头，只说了句：“大夯啊，不是我撵你，柜上也不宽裕。”赵大夯啥也没说，把铜板搁在柜台上，转身走了。
周先生是前年冬天没的。说是回老家了，可赵大夯逢五逢十去仁和堂后门等，等到药铺换了新伙计，也没等到人。周先生走之前留了话：“大夯，我要是不来了，你上城东土地庙看看，庙祝是我本家。”赵大夯去过两回，庙祝只摇头，啥也不说。
赵大夯不知道，周先生没回老家。周先生被钱满仓关在钱家祠堂隔壁的杂物间里，关了快两年。
钱满仓是赵家坳的财主，半个赵家坳的田都是他家的。三年前就是他把赵大夯撵出了村子，也是他，把赵大夯的妹妹赵小翠卖到了开封。
这天傍晚，钱满仓的管家找上门来。管家凑到赵大夯耳边，声音压得低低的：“钱老爷出五十块大洋，请你办件事。”
赵大夯眼皮一跳。五十块大洋，够老娘吃药吃到开春。
“后山乱葬岗，歪脖子柳树西边第三个坟包，坟头上压着半截青砖。你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一把火烧干净。别问是谁，别跟旁人说。天亮前办完，天亮后拿钱。”
赵大夯沉默了一袋烟的工夫。他想起三年前钱满仓夺他田地时那副笑脸，想起老娘跪在地上求宽限三日的样子。可他又想起老娘咳血的脸。
“中。”他吐出一个字。
当夜三更，赵大夯扛着铁锹上了后山。月亮被云遮得严严实实，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坟包很浅，土是松的，像是前不久刚翻过。他在坟包顶上摸到了那半截青砖，心里咯噔一下。铁锹往下挖，第二铲碰到了砖角，第三铲碰到了硬物，是棺材板。
薄皮松木的，年头不算久。赵大夯撬开棺盖，一股土腥气混着药味扑面而来。
他打着火折子往里一照，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定在原地。
棺材里躺着的，是周先生。那张脸已经认不大清了，皮肉塌陷，颧骨戳出来。但那件灰布长衫赵大夯认得，袖口磨破了，针脚歪歪扭扭，是三年前他从当铺赎回的。脖子上挂着那枚铜哨，他送周先生的。哨子上沾着干了的血迹，周先生被勒时挣扎，指甲抓破了脖子，血蹭到了哨子上。
赵大夯跪在坑里，手开始发抖。他伸手把哨子摘下来，攥在手心里。周先生脖子上有一圈黑紫色的勒痕，皮肉翻着，像一道箍。
他又摸了摸周先生的手，那双手曾经给他娘号过脉，曾经从袖子里掏出铜板塞给他，曾经拍着他的肩膀说“大夯，人活着，就得有个念想”。
赵大夯想喊，嗓子像被啥堵住了。
就在他准备盖上棺盖的时候，手碰到了棺材底部一块松动的木板。他用力一抠，木板翘了起来，棺材是双层的，底下有个夹层。
夹层里放着一个油布包。赵大夯打开，里面是一本毛边纸装订的册子，封面上写着四个字：“赵家坳事”。他不识字，但认得册子封面右下角那个小小的五角星。周先生教他画过，说“看到这个记号，就是自己人”。
他想起周先生喝醉那回，拍着胸脯说：“大夯，我手里有本册子，记着钱满仓的命根子。我要是哪天不在了，你把它交给戴草帽、穿灰布褂子的人。”赵大夯当时没当回事，现在才明白周先生说的就是这本。
赵大夯把册子揣进怀里，眼泪砸在棺材板上。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钱满仓站在坑边，身后跟着两个持枪家丁。他穿着一身绸缎褂子，手里拄着文明棍，脸上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
“大夯啊，辛苦你了。东西拿出来吧。”
赵大夯攥着册子，手背上的青筋暴起。他盯着钱满仓的脸，那张笑脸在三年前的记忆里和现在重叠在一起。
“周先生……是你杀的？”
钱满仓没否认，只是叹了口气：“他不该管不该管的事。大夯，你妹妹的事，我确实知道下落。你把册子给我，我告诉你她在哪儿。”
赵大夯浑身一震。妹妹赵小翠，比他小十七岁，三年前逃荒时走散了，走散时才十五。他找遍了县城，问遍了人，都说没见过。原来钱满仓知道。
“她在哪儿？”
“开封，鼓楼街李记饭庄。”钱满仓伸出手，“册子给我。”
赵大夯低头看了看棺材里的周先生，又摸了摸怀里的册子。他忽然笑了，笑得钱满仓往后退了半步。
“钱老爷，五十块大洋我不要了。你欠我的，欠我娘的，欠我妹的，欠周先生的，咱今天一次性算清。”
他抄起铁锹，带着风声劈下去。家丁的枪响了。赵大夯左肩一麻，整个人往后仰倒。他死死护着怀里的册子，血从肩膀上往外涌。钱满仓骂了一声，上前去抢。
就在这时，山路上传来密集的脚步声。
十几条黑影从柳树林里冲出来，手里端着枪。领头的是个戴草帽、穿灰布褂子的汉子。赵大夯认得那身打扮。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钱满仓的两个家丁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摁在了地上。钱满仓转身想跑，被草帽汉子一脚踹在腿弯上，扑通跪倒。
赵大夯躺在地上，血把册子染红了一片。草帽汉子蹲下来，从他怀里取出册子，翻开看了一眼，脸色骤变。
“周先生的字。”他低头看赵大夯，“你是赵大夯？”
赵大夯点点头。草帽汉子说：“周先生跟我们说过你。他说你是个老实人，靠得住。”
赵大夯嘴唇动了动：“土地庙……红布条……”
草帽汉子点头：“看到了。庙祝是我们的人。红布条挂到庙门口，我们就知道出事了。”
原来周先生走之前，从袖子里摸出一条红布条递给赵大夯，说：“我要是不来了，你上城东土地庙，把这条红布条给庙祝。别问，别跟旁人说。”赵大夯把红布条压在炕席底下，一直收着。
赵大夯出发前一天傍晚，亲自绕道去了城东土地庙。他假装上香，趁庙祝低头添油时把红布条塞进庙祝袖子里，低声说了句“周先生的东西，钱满仓让我去乱葬岗挖坟”。庙祝眼皮都没抬，只点了点头。周先生与游击队约定，红布条挂土地庙内为正，挂庙门口为变。挂庙门口即代表交通员出事，且出事地点在赵家坳方向。
庙祝还告诉游击队，赵大夯前一日来挂红布条，说钱满仓让他去乱葬岗歪脖子柳树底下挖坟，他怕出事。游击队兵分两路，一路去乱葬岗，一路去钱家堵门。
游击队看到红布条移位，连夜从伏牛山下山。石门沟在伏牛山北麓，离赵家坳四十里地。
赵大夯被抬回山上。游击队在仁和堂药铺取了新配的金创药，掌柜认得周先生的字条。周先生被捕前在药铺留了一张字条，写明“若我不来，药给大夯”。赵大夯左肩中了一枪，子弹穿肩而过，没伤着要害。他昏迷了三天，醒来第一句话是：“册子呢？”
草帽汉子把册子放在他枕头边：“放心，收好了。钱满仓关在隔壁，跑不了。”
管家在钱满仓被抓当晚就跑了，后来在邻县被游击队的外围人员认出，报告了当地武工队，把人扣下送了回来。游击队根据他的口供和从钱家搜出的账本，确认了赵小翠的下落。账本上记着：“赵小翠，开封鼓楼街李记饭庄，身价大洋三十。”
两个月后，游击队在石门沟召开清算大会。附近十几个村的百姓都来了，把沟口围得水泄不通。
游击队长站在石台上，举着那本册子，一页一页念给百姓听。钱满仓给日军送粮带路，强征民夫，三个佃户因交不起租子被他告到日军据点，关押后死在里头。册子里记着姓名、日期、经过，清清楚楚。
念到第三页时，台下有个老妇人哭出了声。那是佃户张老栓的娘，她儿子三年前被钱满仓告到日军据点，再没回来。
赵大夯站在旁边，肩膀上还缠着布。他没举册子，他举的是周先生的铜哨。
每念完一页，他就重复一句：“周先生说，人活着，就得有个念想。”
台下百姓开始哭。
清算大会最后，游击队长宣布：“钱满仓充当汉奸，残害百姓，罪证确凿。根据抗日民主政府法令，判处死刑，就地枪决。”
钱满仓被押到沟口，一枪毙命。百姓拍手叫好，有人往他身上扔石头。
钱满仓死后，游击队通过开封城内的地下关系，用两担药材买通饭庄老板，以“老家捎信”为名把赵小翠接了出来。
赵小翠瘦得脱了相，见到赵大夯，扑过来抱着他哭：“哥，我以为你死了。”
赵大夯拍着她的背：“我没死，周先生替我死了。”
赵小翠哭了三天。第四天，她找到卫生队长说：“我学护理，我伺候伤员。”后来她告诉赵大夯：“我伺候那些伤员，就当伺候周先生。”
赵小翠在饭庄三年，只让在后厨烧火择菜，没让她见客。饭庄老板是钱满仓表弟，知道她是钱满仓卖来的人，不敢让她跑，也不敢让她死，就这么耗着。
赵大夯伤好那天，游击队长把他叫到屋里，从怀里掏出一枚铜哨放在桌上，正是周先生那枚，赵大夯昏迷时一直攥着，卫生队替他收着。
“周先生的线，不能断。你愿不愿意接？”
赵大夯把铜哨攥在手里，点了头。队长说：“这条路危险。”赵大夯说：“周先生走得，我也走得。”
游击队派人下山把老娘接上山，卫生队给开了药，老娘多活了两年，民国三十五年冬没的。赵大夯把她葬在周先生坟旁边。
赵大夯成了交通员，每月逢五逢十，去城东土地庙交接情报。庙祝还在，只是老了许多。两人见面不说话，只递烟。烟盒里有时是纸条，有时是铜板。
赵小翠民国三十六年嫁给了卫生队一个姓刘的医助，男人是伏牛山本地人。两口子后来在石门沟开了个诊所，专给山里人看病。
赵大夯在周先生坟前立了块碑。碑是青石的，他亲手凿的，手上磨出血泡。碑上的字，是赵小翠男人刘医助帮着刻的，刻的是周先生生前握着赵大夯的手教他写的那句话：“周先生说，人活着，就得有个念想。”
清算大会后，赵大夯把铜哨收回来，用红布包好，立碑时埋在碑脚底下。每年清明，赵小翠带着孩子来上坟，把红布包掏出来擦擦，再埋回去。
赵大夯伤愈后第三年，娶了卫生队一个寡妇，姓孙，男人死在日军扫荡里。孙氏带了个儿子，赵大夯给继子改名“念周”，后来两人生了个女儿，取名“念想”。
赵大夯活到一九五八年，死那年四十九岁，埋在周先生坟旁边。赵小翠给他立的碑，碑上刻的还是那句话。
风一吹，碑上的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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