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大泽乡暴雨之后，陈胜、吴广面对一群无法按期抵达渔阳的戍卒。那一刻，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普通的行军迟误，而是秦法之下几乎必死的命运。
吴广没有退缩。两人于是把一场押送戍卒的差事，变成了震动天下的反秦行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朝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却没有给百姓留下喘息的余地。修长城、筑宫殿、戍守边地，徭役一层压着一层。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与胡亥改立太子一事，扶苏被迫自尽，朝廷内部也随之更加动荡。
胡亥即位后，秦法并未松动，反而更加严酷。阳城县征发九百名贫民前往渔阳戍守，陈胜、吴广被任命为屯长。队伍行至大泽乡，连日暴雨冲毁道路，按期到达已经没有可能。
秦律规定，戍卒误期当斩。对这些普通人来说，前方是死，后退也是死。陈胜抓住了这个决定命运的瞬间。他没有直接劝众人拼命，而是先制造舆论。
鱼腹中藏入写有“陈胜王”的帛书，夜间又让吴广模仿狐狸叫声，喊出“大楚兴，陈胜王”。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带有明显的谋略色彩，但在当时，却能借助鬼神观念和楚地旧有情感，迅速聚拢人心。
吴广又故意多次触怒押送他们的县尉，逼得局面失控。县尉拔剑相向后，陈胜、吴广先下手杀死县尉，随后向众人说明处境。人群没有四散逃命，反而砍断竹竿、举起木棒，宣称要为扶苏和楚国讨回公道。
“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如此吗？”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所有人的原话，但它确实概括了起义者最强烈的愿望：既然秦朝把人逼到绝路，普通人也可以拿起武器。
大泽乡很快被攻下，附近郡县相继响应。陈胜自称将军，吴广担任都尉，后来建立张楚政权，陈胜称王，吴广被称为假王。起义军声势上升得很快，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这支队伍缺少稳定的粮道、明确的军法和可靠的地方治理。许多响应者并非真正服从陈胜，而是借着反秦旗号扩张自己的势力。六国旧贵族后裔尤其如此，他们愿意利用张楚的名义，却不一定承认一个出身农民的陈胜拥有最高权威。
陈胜对此十分敏感。起义初期，他可以依靠共同的恐惧把众人聚在一起；队伍扩大后，却必须依靠命令、赏罚和军权维持秩序。这时，吴广的存在便变得复杂起来。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说明他在士卒中颇有威望。陈胜则被记为“少时尝与人佣耕”，但起势之后性情渐变，身边人也逐渐感到他的权力欲越来越强。
有意思的是，史料并没有明确写出陈胜亲自下令杀死吴广。公元前209年，吴广率军围攻荥阳，久攻不下。田臧认为吴广缺少决断，便与部将商议，随后将吴广杀死，并把责任推向战场形势。
真正关键的一步，是陈胜的反应。田臧杀死吴广后，陈胜不仅没有追究，反而派使者赐给田臧楚令尹印，并让他继续领兵。这种处理方式等于承认了既成事实，也让后人自然产生疑问：田臧究竟是擅自除掉吴广，还是迎合了陈胜的心意？
司马迁没有替陈胜写下“亲令杀吴广”几个字，却交代了其中的权力逻辑。吴广既能带兵，又得士卒拥护；陈胜需要他作战，却不愿看到一位副手拥有独立号召力。荥阳久攻不克、军令不能统一，恰好给了田臧动手的机会。
两人的矛盾，也不只是私人争执。吴广在外领兵，面对具体战局有自己的判断；陈胜坐镇后方，则要求各部队服从统一调度。当周文率军抵抗秦军、战事吃紧时，陈胜希望吴广改变部署前去支援，吴广却仍困于荥阳。军令与现场判断发生冲突，猜疑自然加深。
吴广性情直率，陈胜又极重威严。起义刚开始时，这种差异可以互补；政权形成后，却很容易变成公开的权力摩擦。一个更接近士卒，一个更急于树立王者权威，两人之间的旧日情分，最终让位于军队控制权。
吴广死后，陈胜失去的并不只是一个同伴。许多士卒看到的是：共同起事的功臣可以被轻易处置，而杀人者反倒得到重用。军中信任因此松动，各路将领也开始盘算自身退路。
秦军反扑后，张楚内部接连失守。陈胜的部将有的自立，有的观望，有的转投其他反秦力量。公元前209年冬，陈胜退至下城父，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杀死，张楚政权很快瓦解。
吴广之死，是大泽乡起义由聚众反抗走向内部崩解的一个缩影。说陈胜“杀掉吴广”，严格讲并不完全符合《史记》的原文；但陈胜默许田臧行凶并予以奖赏，却足以说明他已经把清除威胁置于维护旧日情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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