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下午，海洋史学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李庆新做客广东省博物馆，在岭南大讲堂第十七期主讲《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兼谈南海西北陆坡发现的明代沉船。
李庆新
从朝贡贸易到商舶贸易，从广州—澳门“二元中心”到福建月港，从深海沉船到欧洲“中国时尚”，他从制度、市场与贸易的“溢出效应”三个层面，讲述了明代中国如何在大航海时代重构海贸秩序。
本次活动为岭南大讲堂第十七期，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
“广中事例”：广东怎样从通商中找到出路？
明代海禁之下，广东的先行，体现在一套逐渐形成的新办法里。李庆新提到的“广中事例”，是指明中期广东形成的以广州—澳门为中心、以抽分制为核心的商舶贸易管理体制。
为什么首先发生在广东？李庆新将关键归为两点：葡萄牙人东来，广东首先面对新的通商需求；地方军事、财政开支紧张，需要从海贸中寻找财源。这两项条件，从具体处境上解释了广东为何先行。走私对旧制的冲击，在闽浙同样存在。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循海路进入印度洋，继而来到东亚。据李庆新介绍，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从马六甲航抵广东屯门一带。“广东是首当其冲。”他说。
如何接待不循朝贡程序而来的商船，成为广东官府面前的现实问题。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屯门、虎头门、十字门、浪白澳等海澳，都是中外私商活动的据点。葡萄牙人托梅·皮列士在1512年至1515年间完成的《东方志》，留下了具体的交易记录：外国船在屯门停靠，消息传到广州，商人前来估价、缴税，然后交易。
嘉靖十四年（1535），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在《广州来信》中，将广州描述为“中国全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李庆新同时提醒，信中关于福建贸易不兴旺的观察，“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当地走私同样活跃。这份海外记录，突出反映了广东当时的贸易条件与制度优势。
另一边，地方官府急需解决军饷问题。两广长期战事消耗巨大，广西又常需广东接济。嘉靖八年（1529），时任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陈述“市舶之利”，其中一项直指军费：“除抽解外，即充军饷。”
林富算的，还有百姓的“生计账”。他说，小民持少量本钱，买进胡椒辗转交易，也能从中获利。供御用、充军饷、增府库、惠民生，通商的收益牵动着上下各方。官府从海外贸易中开拓财源，也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正德十二年（1517），广东官员提出的抽分办法获得朝廷认可，征收比例由十分抽三调整为十分抽二；贵细货物解送京师，其余留在地方，变卖以充军饷。嘉靖初年，市舶宦官被裁撤，广东市舶司继续存在，改由负责海防的海道副使兼管，市舶管理权由此转入地方官员手中。
从允许商船交易，到调整税收、安排停泊与居留，广东逐步将海上的生意纳入新规则。在李庆新的研究框架中，这构成明朝第一次局部放开对外贸易。
住在澳门，到广州参加“交易会”
四百多年前的广州，已经定期举办“交易会”。谈到与今天广交会的历史联系，李庆新用了审慎而引人遐想的表述：这里“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比较早期的源头”。
这番生意，连着广州与澳门两个地方。在李庆新的概括中，澳门位于珠江口西侧，面向外海，供外商居留、大船停泊；广州地处珠江水系内缘，连接广阔腹地，汇集货源、组织交易，也承担管理职能。一个对接远洋，一个联通腹地，两地形成贸易管理的“二元中心”。
葡萄牙人抵达广东以后，经历并不平顺。正德末年至嘉靖初，他们在屯门海域、茜草湾先后与明军发生冲突，被逐后转向闽浙，后来又回到广东沿海活动。据李庆新介绍，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居留，外国商船“湾泊无定所”的状态逐渐改变，澳门作为广州外港，被纳入新的贸易管理体系。
“外国人到了广东这边来，首先在澳门这边进行丈量、抽税，然后再到广州这边做生意。”李庆新用一句话，讲清两地如何配合。
广州的“交易会”是什么模样？据施白蒂研究，早在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澳门葡萄牙人获准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半年一度的“交易会”。讲座中，屏幕上展示出《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中写道：“葡萄牙人已经奠定了一年两次集市的习惯。”一次在一月，展销从印度来的货物；另一次在六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这种公开市场的时间一般规定为两个月，但常常加以延长。”李庆新介绍，这类具体记载，他在国内文献中尚未见到，欧洲人的记录却十分详细。
佛罗伦萨商人卡莱蒂的《周游世界评说》，则记录了1598至1599年前后的场景：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推举代表，乘中国船“龙头划”赴广州采购；代表们白天入城看货议价，晚上回到船上食宿。
谈妥价格，文献译作“拍板”。李庆新特别提到，这个今天粤语里也常用的词，让几百年前的交易场面有了熟悉感。他同时说明，当时的交易会与现代广交会不同，也与传统岭南墟市不一样，呈现国际性商品交易的特点。
“上省下澳”，则把两地往来的方向说得格外形象：“上省”，是外国商人赴省城广州交易；“下澳”，是中国商人到澳门做生意。李庆新指出，这一机制在清代十分重要，明代后期已有雏形，具体操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商品成功出海靠的是什么？
在提问环节，有观众把历史接到今天的“广货行天下”：商品成功出海，究竟靠产品，还是港口、商人与市场？
李庆新回应观众提问
李庆新从商品的稀缺性、实用性与质量谈起：贵重的纹章瓷有它的市场，航海贸易中实用的“广东罐”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把眼光放得更远，还要看商品怎样生产、流通、推介。在他看来，建立良好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拥有有效的制度体系与广阔的海外市场，是广货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
“我们看一个制度的发展，既要看到它一个时段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看到它的过程。”李庆新说，明代海禁从未中断，却在执行中不断调整；与此同时，“反海禁的力量其实一直在壮大”，最终推动海禁“开一个口子”，在通商过程中实现制度转型。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许晓蕾 实习生邓芷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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