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济南，曾希圣刚接手山东的工作，便连续召集会议，翻阅粮食、生产和基层组织方面的材料。对他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调动，而是在困难局面中临时受命。此时的山东，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都面临较大压力，许多问题不能再拖。
曾希圣并不是山东干部，却被中央点名承担这项任务，原因在于他有处理复杂局面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安徽工作，对农村、粮食和基层组织情况十分熟悉。安徽的问题尚未完全放下，山东的担子又压了过来，这份信任分量很重。
消息传到江西时，水静曾对曾希圣半开玩笑地说：“你是大红人，也是大忙人。”曾希圣没有顺着话头夸耀，只是回答：“把工作做好，才对得起中央的信任。”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很符合他的性格。
水静敬重曾希圣，还有一层私人原因。抗日战争时期，她曾在新四军第七师工作，曾希圣是她的首长。那时部队人员很多，首长日理万机，不可能记住每一名普通战士。水静虽然早就认识曾希圣，曾希圣却并不认识她。
多年以后，两人在一次工作场合重逢。水静说明自己曾是新四军第七师的一名战士，曾希圣听后笑着说：“早知道是你，当年就该对你好一点。”这是一句玩笑话。水静明白，曾希圣向来办事公道，即便知道她的身份，也不会因为私人关系而另眼相待。
后来，水静嫁给了杨尚奎。杨尚奎当时在江西工作，夫妻二人与曾希圣夫妇逐渐有了往来。曾希圣的夫人余淑与水静关系亲近，两人常常见面，谈工作，也谈各自家庭。至于曾希圣本人，能够抽出时间会面并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曾希圣的“忙”，并不是简单地四处讲话，而是习惯把问题压到基层去查。他到山东后，没有满足于听汇报，而是要求干部核对实际情况，查找粮食调配、生产安排和基层执行中的漏洞。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文件一份接着一份，济南的工作很快有了新的着力点。
当时山东面临的问题，并非某一项政策就能立刻解决。自然灾害、生产困难、管理失误和基层执行偏差相互交织，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会影响群众生活。曾希圣采取的办法，是先稳住秩序，再分清责任，随后调整工作重点，而不是只在纸面上作文章。
不过，安徽同样需要他主持。一个干部同时牵挂两个大省，精力终究有限。山东局面稍有稳定后，曾希圣便向中央提出，应当尽快安排专人接手山东工作。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他接受任务时不推辞，任务完成到一定阶段，也不把职务当成个人资本。
回到安徽后，曾希圣把山东期间接触到的情况带回去，继续思考农村生产怎样调动积极性。1961年前后，安徽一些地方探索“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等办法，把生产任务和具体农户联系起来。农民干多干少与自身利益发生直接关系，生产热情因此有所提高。
这类做法后来引起了广泛讨论，既有实际效果，也伴随着政策边界和管理方式上的争议，不能简单说成一帆风顺。但在当时粮食困难、农村生产亟待恢复的背景下，曾希圣敢于从基层实际出发寻找办法，确实给不少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江西方面，杨尚奎和水静也关注安徽的探索，并结合本地情况研究农业生产。水静所说的“大红人”，并不是对权势的称颂，而是对曾希圣受中央信任、又长期承担急难任务的概括。对曾希圣来说，山东只是临时加上的一副重担，真正牵挂他的，始终是那些必须落到田间地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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