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福州军区，韩先楚面对一位老战友，谈起了一个颇为敏感的职务安排：陈再道是否愿意担任军区副司令员。职务有正副之分，革命经历却没有高低。陈再道的回答，体现出一名老将对组织原则的理解。
陈再道不是凭资历坐上领导岗位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地区斗争环境异常残酷，他参加农民武装，投入革命斗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红军队伍中从基层干部做起，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红四方面军时期，他经历过多次反“围剿”作战，也在险恶战局中积累了指挥经验。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移途中遭遇强敌阻击，部队总指挥部一度陷入危险。正在前线指挥的陈再道得知情况后，迅速抽调兵力回援，连续击退进攻，保住了指挥机关。
这种临危受命的作风，贯穿了他的军旅生涯。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期间，陈再道率部参加万源保卫战，坚守阵地二十多天，顶住敌军反复冲击，为后续反攻创造条件。1935年以后，他先后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当时年纪尚未满三十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后奉命进入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冀南并非单纯的军事战场，日军、伪军、地方武装交错存在，群众基础也需要重新建立。他一面组织作战，一面开展地方工作，逐步打开了局面。
抗战胜利后，陈再道率部参加上党战役、邯郸战役以及解放战争中的多次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重要军队领导职务，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遗憾的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他受到错误批判，被撤去职务，离开熟悉的部队岗位。
这段遭遇，对一名长期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而言，当然十分沉重。但陈再道并未因此消沉。周恩来得知他的情况后，一直设法为这些老同志改善处境。韩先楚当时在福州军区任职，便以安排陈再道到福州检查身体为由，将他接到军区休养。
有意思的是，这一安排既考虑了陈再道的身体状况，也为后续甄别问题留下了空间。经过调查，原先加在他身上的诸多指责缺乏事实依据。1971年，陈再道的问题得到平反，但新的难题随之出现：武汉军区司令员一职已有安排，他不可能简单回到原岗位。
军队干部安排讲究全局，也要顾及实际工作关系。各大军区司令员中，不少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是陈再道的部下。若让老首长直接担任副职，双方在工作和心理上都可能有压力。因此，陈再道平反之后，新的职务一度难以落实。
韩先楚对此十分清楚。他与陈再道既是多年战友，又曾在共同战斗中相互支持。经过考虑，韩先楚向毛泽东提出，让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这个安排解决了陈再道的工作问题，也避免了重新调整其他军区领导班子的复杂局面。
真正难开口的，是职务高低。韩先楚与陈再道谈话时，曾试探着问：“如果继续工作，担任副司令员，你介意吗？”
陈再道没有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只回答：“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组织安排我做什么，我都服从。”
这句话并不华丽，却很符合陈再道一贯的性格。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将来说，岗位是职责，不是待遇；正职、副职只是分工不同，能不能继续为国家做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972年6月，陈再道正式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他与韩先楚配合工作，关系融洽。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陈再道继续留在福州军区，与皮定均搭档，认真履行职责。
1975年，陈再道调任中央军委顾问。此后，他又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参与高原、戈壁和山区的工程建设。1980年，铁道兵进行体制调整，他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主持部队集体转业和交接工作。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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