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北京，党的八大闭幕后，王稼祥没有留下来接受祝贺，而是径直去见毛泽东。就在当天，他刚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却提出辞去这项职务。这个决定，既出人意料，又很符合他的性格。
王稼祥的理由并不复杂：身体状况不好，长期患病，担心难以承担繁重工作。他对毛泽东说，中央可以把这个位置交给更有贡献、更能工作的同志。
毛泽东没有同意，反而直接问道：“你为什么不能？”
紧接着，他又说：“早就该当了，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不要再谦让了。”
这番话并不是临时安慰。毛泽东心里很清楚，王稼祥在党的关键转折处，曾经发挥过难以替代的作用。只是这些贡献，并不总能通过职务和选票体现出来。
有意思的是，十一年前的延安，王稼祥面对的却是另一种局面。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王稼祥原本是正式代表，也是中央委员候选人，但因为长期患病，没能参加七大前期的大量筹备工作。到了6月9日选举中央委员时，他只获得204票，未超过半数，意外落选。
消息传开后，很多人感到惊讶。王稼祥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按当时的资历，本不该被视为普通候选人。可选举并不只看履历，代表们还会根据接触、印象以及历史认识作出判断。
当时不少代表对王稼祥并不熟悉。由于他性格内向，带有明显的书生气，平日同基层干部交流不多，加上病中工作减少，一些同志对他的印象便停留在“架子大”“不接近群众”上。还有人认为，他早年曾赞同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观点，因此对他抱有疑虑。
实际上，王稼祥后来已经完成了重要转变。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湘江战役后部队损失严重，王稼祥同毛泽东谈到军事指挥问题，主张改变原有领导方式。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这一票影响重大。
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遵义会议上没有王稼祥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可在七大代表中，真正了解这段经历的人并不占多数。王稼祥早年在苏联学习，理论功底深，回国后很快担任重要职务，却缺少长期深入基层的经历。身份变化太快，反而使不少干部对他有距离感。
更麻烦的是，他身体一直不好。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稼祥负伤，此后健康状况反复。1943年秋，他又患严重肠胃病，无法充分参加延安整风和七大筹备工作。一个不能经常露面的人，很容易被会议中的多数代表当作“不了解的同志”。
七大选举结束后，毛泽东在6月10日谈到候补中央委员问题时，特意讲起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作用。陈毅也曾把王稼祥比作汉初韩信，意思是关键人物一旦站到正确方向上，影响的不只是个人得失。
在毛泽东的说明和代表重新认识下，王稼祥后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对此，他没有表现出明显失落。杨尚昆回忆，七大后探望王稼祥时，他只是平静地说：“我没有选上还好一些，身体不好，选上也做不了更多工作。”
这句话很能说明他的处境。他并非不在意政治责任，而是知道自己的身体和精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对王稼祥而言，职位首先意味着工作，未必等同于荣耀。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正式中央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发言，谈到整风中的自我检查，也谈到革命从乡村走向城市后，干部工作方式必须随之改变。那时，他已不再是早年只重理论的青年干部，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反复修正自己。
同一时期，中央决定安排他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这个安排看中的，正是他的理论素养、国际经验和对苏联情况的了解。1951年起，他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长期负责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承担了重要任务。
因此，1956年八大选举时，王稼祥虽然没有料到自己会进入中央书记处，却并非没有资格。毛泽东说“早就该当了”，既是在评价他的历史贡献，也是在替他承担政治上的信任。
王稼祥最终没有辞职。多年后，毛泽东仍然把他视为在关键时刻立过大功的老同志。1972年，王稼祥重新提出希望参加工作，毛泽东得知后嘱咐周恩来，像王稼祥这样“只讲过、不讲功”的干部，应当尽快发挥作用。
1973年党的十大上，王稼祥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周恩来安排他协助外事工作。那个曾在延安病榻上错失中央委员席位的人，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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