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晚，江西宁都，第26路军总指挥部灯火通明。参谋长赵博生以发放军饷、庆祝物资到位为名，召集旅长、团长等军官赴宴。酒席刚刚摆好，门外卫兵突然封锁出入口，赵博生随即宣布：第26路军脱离国民党军，参加红军。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改编。第26路军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经历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番号虽保留下来，部队却被裁减，许多将领也被降职使用。昔日的师长成了旅长，旅长成了团长，军官之间早已积累了不少怨气。
1931年春，这支部队又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北方官兵到了赣南，既不适应湿热气候，也不习惯以大米为主食，加上疾病流行、补给困难，部队士气迅速下滑。更让官兵寒心的是，部队想撤回北方，却被告知只能留在宁都作战。
红军方面的处境同样不轻松。当时红一方面军兵力有限，而第26路军拥有较完整的军事机构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如果这支部队能够整体转向，红军不仅能增加兵员，更能获得大量武器和基层军官。
赵博生等人看中的，正是这种机会。
起义前，赵博生通过特别支部联络董振堂、季振同等进步军官，同时争取中下级军官。宴会上的突然行动，目的并非羞辱谁，而是防止消息泄露，避免部队被分割、指挥系统被破坏。现场军官必须表态，愿意参加者留下，不愿参加者则暂时被控制。
据有关资料记载，冯安邦、王恩布两名旅长，以及杨守道、张方昭、王天顺、刘毓琪、曹明道、李锦亭、郭道培七名团长拒绝加入红军。起义部队随后将他们释放，并各发三百元路费。这里的“三百元”，更多是遣返和安置费用，并不是奖赏。
这九人的选择，后来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冯安邦离开后重新回到孙连仲部下，曾任重建部队的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娘子关、台儿庄等战斗，后来升任军长。1938年襄阳遭日军空袭时，冯安邦负伤殉国，终年五十四岁，后被追赠陆军上将。
王恩布也没有回到项城老家，而是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红军长征后，他于1934年离开军界，回乡过寓居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因历史问题被逮捕，1955年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杨守道的经历颇为曲折。他离开宁都后重新担任团长，抗战期间参加华北、徐州等地作战。1949年12月，他随国民党第30军在四川起义，后来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工作，1952年退役，1991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张方昭、王天顺、曹明道和郭道培，离开起义部队后重新回到旧军队，但公开史料对他们后半生的记载相对零散。张方昭曾被重新任用，王天顺也一度升任旅长；曹明道、郭道培此后活动情况，则缺乏足够材料可以完整还原。
刘毓琪的结局最受后人诟病。他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军事教育背景较好，离开宁都后参加过长城抗战。抗日战争期间，他投靠汪伪政权，担任伪军职务。全国解放后，他因汉奸等历史问题长期受到处理，1979年获特赦，1997年去世，终年九十五岁。
李锦亭曾出现过一次变化。起义初期他拒绝参加红军，后来见到部队秩序井然、战斗力迅速恢复，又一度表示愿意留下，并担任红军师长，参加过攻打地方据点的战斗。但几个月后，他再次选择离开，领取路费返回旧部，之后事迹便很少见于公开记录。
宁都起义最终有一个军部、两个师部、六个旅部和十一个整团参加，官兵约一万七千人，携带武器两万余件。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后，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成为红一方面军的重要力量。
那三百元路费，对九名军官而言只是一次离队时的盘缠，却把他们的人生分成了两条路：有人后来在抗日战场殉国，有人晚年受到审判，有人辗转多年后再次起义，也有人从此淡出史料。宁都城东那场宴会结束后，真正被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军的番号，还有每个人无法重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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