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持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军衔。名单确定后，许多熟悉人民军队创建史的人都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些本该在授衔现场出现的名字，早已留在了战火之中。
授予元帅，并不是单看战功大小，也不是单凭某一次战役的胜负。革命资历、建军贡献、土地革命时期的地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职务，都要放在一起衡量。正因如此，讨论卢德铭、左权、叶挺三人是否能够成为元帅，不能只靠一句“功劳很大”来判断。
卢德铭牺牲时，年仅22岁。这个数字放在中国革命史中，格外刺眼。
他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家境较好的家庭，早年接受过教育，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东征和北伐期间，他表现出较强的军事素养，尤其擅长侦察、组织和带兵。这样的经历，使他并非普通的基层军官，而是很早就进入了革命武装的骨干行列。
1927年9月，秋收起义爆发。卢德铭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率部参加战斗。起义部队在平江、浏阳一带受挫后，毛泽东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原定计划，转向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卢德铭赞成这一转变，并承担了掩护部队撤退的任务。
9月23日，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一带遭到敌军截击。为了掩护主力转移，卢德铭带领一部分兵力回头阻击，最终中弹牺牲。秋收起义的部队能够保存下来，与这次掩护行动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后来对卢德铭的牺牲十分痛惜，曾表达过“还我卢德铭”的惋惜。假如卢德铭活下来，他很可能成为人民军队早期的重要军事领导人，甚至有机会进入高级指挥层。
但要说他在1955年必然授元帅，仍然需要谨慎。卢德铭牺牲太早，尚未经历井冈山斗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的军事能力与政治地位无法直接推定。因此，他具备成为元帅的潜力，却不能说“无争议”。
左权的情况则不同。
1942年5月，山西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合围。5月25日，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和群众转移时，于山西辽县十字岭附近牺牲，年仅37岁。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他长期协助朱德、彭德怀处理敌后军事部署，承担了大量极为繁重的工作。
左权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后来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既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又有红军时期和抗日战场的实际经验。八路军总部身处敌后，部队分散、交通困难、情报复杂，许多命令、调动和作战计划都要经过左权具体筹划。
彭德怀性格刚烈，处理军务雷厉风行；左权则善于分析、协调和落实。两人的配合，成为八路军总部运转的重要支撑。左权牺牲后，彭德怀曾感到工作压力骤增，并向中央提出增派干部接替相关事务，这足以说明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副手。
然而，左权若活到1955年，最稳妥的判断是大将，而不是元帅。元帅名额只有十个，主要授予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主要创建者、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以及解放战争中的统帅级人物。左权长期担任副参谋长，职务和影响力极高，却缺少独立主持一方面军或战略区的经历。
所以，左权成为大将，几乎没有疑问；若要进入元帅序列，则要看他战后是否能够成长为方面军或总部一级的核心领导。这一层，历史没有留下答案。
叶挺则更接近“元帅级人物”。
1924年，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他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战，因战功卓著，被誉为“北伐名将”。南昌起义时，叶挺是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广州起义中，他同样参与了重要领导工作。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三大起义，他直接参加了其中两次。
叶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资历深，而且较早形成了独立的军事声望。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新四军成立，叶挺出任军长，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建立初期，叶挺在名义和实际地位上都处于全军核心位置。
有人曾问陈毅，叶挺如果活着，军队中会不会多一位元帅。陈毅回答：“叶挺如果还在，我愿意把元帅让给他。”这句话即便带有追忆性质，也反映出叶挺在老一辈将领心中的分量。
1946年4月8日，叶挺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他与王若飞、邓发等人遇难。叶挺当时50岁，正处于能够重新参与军事和政治建设的重要阶段。
若他没有遇难，凭借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新四军军长以及早期红军创建者的资历，进入元帅序列的可能性极大。与左权相比，叶挺拥有更高的独立统帅经历；与卢德铭相比，他又完整经历了北伐、土地革命前后和抗战初期的关键阶段。
因此，三人之中，叶挺成为元帅最有把握，左权授大将最为稳妥，卢德铭则拥有冲击元帅的资格和潜力，却不能简单断言必然入选。1955年的军衔评定，评的是一个将领已经形成的历史地位；而牺牲者留下的，只能由后人依据当时的职务、资历与贡献，作出尽量克制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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