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北京一处普通四合院里，伍修权带着一位从兰州赶来的中年妇女前来拜访。院中，邓小平穿着短袖站在树下。妇女刚走近，邓小平便停下脚步，认真端详起来。
他一时没有认出对方。伍修权却没有急着揭开谜底，只笑着说：“首长，您再看看，她和一个老朋友很像。”
邓小平沉思片刻，伍修权才说：“她是丛德滋的女儿，丛丹。”
这个名字一出口，邓小平的神情顿时变了。他握住丛丹的手，细细看了许久，说道：“你和你父亲，长得真像。”
丛丹没有立即说话。多年积压的疑问、对父亲模糊的记忆，以及一路寻找真相的辛酸，在这一刻一起涌了出来。
丛德滋，1910年11月8日出生于辽宁凤城。青年时期，他在东北大学求学，九一八事变后随校迁往北平。民族危亡的现实，使这个原本喜爱文学和史地的青年，逐渐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
1933年毕业后，丛德滋曾在国民党政府北平分会任职。由于发表进步文章，反对“攘外必先安内”，他被以“共党嫌疑”逮捕。经张学良过问后获释，并进入东北军总部工作，担任机要秘书。
西安事变前后，丛德滋活跃于新闻宣传领域。1936年，他在西安主持进步报刊，宣传抗日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参与编辑相关报纸，及时记录事变经过，也借助文章和刊物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丛德滋在上海结识王竹青。抗战形势恶化后，两人在山西汾阳东赵村结婚。新婚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没过多久，他便离开妻子，秘密前往兰州参加抗日工作，连家人都不知道具体去向。
兰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后方。丛德滋先后创办《民众通讯社》和《战号》旬刊，主持编辑《抗敌》杂志，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实际上还承担着情报联络任务。
有意思的是，他常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秘书等身份活动，借此接近相关人员，搜集敌情。民众通讯社设在南府街，表面经营新闻，暗中还为进步人士、红军失散人员提供中转和掩护。
1938年秋，经谢觉哉、伍修权介绍，丛德滋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门在甘肃的特派员。身份越重要，危险也越近。三年间，他不断接近敌方核心人物，最终引起怀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兰州形势骤然紧张。小年夜，丛德滋刚回到家中，曾扩情便派人送来请柬。临出门前，他低声嘱咐王竹青：“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就说明我出事了。”
这不是多余的叮嘱。1月20日，丛德滋被秘密逮捕，关押在兰州郊外大沙沟一带的秘密监狱。党组织曾设法营救，张学良旧部也试图代为求情，但都未能改变结果。
长期关押和折磨使他的身体迅速垮掉。1942年4月19日，年仅32岁的丛德滋在狱中去世。次日，王竹青才得知噩耗。敌人将遗体弃置在白塔山附近，亲友后来凭他身上的红色毛毯辨认出来。
丛德滋牺牲时，女儿丛丹只有3岁，儿子丛甘尚年幼。王竹青一家随后被驱逐出兰州，只得带着孩子辗转生活。1943年，她与丛德滋的战友高克明成婚，高克明一直把两个孩子当作亲生子女抚养。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一直设法寻找丛德滋遗属。看到孩子们寄来的照片后，他发现衣服破旧、鞋子开裂，便致信有关部门，要求解决王竹青的工作、孩子上学和医疗待遇等问题。一家人由此得到救助，生活才逐渐稳定。
1951年冬，丛丹在家中看到一块新挂起的牌子，上面写着“革命烈属”。墙上的证书落款是毛泽东，编号为“第00001号”。她当时还不清楚“丛德滋”是谁，更不知道自己与这位烈士的关系。
高克明后来把身世告诉她：“你的亲生父亲就是丛德滋，他在解放前被特务害死了。”丛丹改回原名，开始从母亲和继父口中一点点了解父亲。她没有抛下养育自己的家庭，却把寻找父亲留下的痕迹当成了多年坚持。
十几年后，丛丹整理出大量档案、剪报和照片，专程到北京寻找伍修权。伍修权见到她时，已经认出了那张与故人相似的脸。于是，才有了带她拜访邓小平的一幕。
邓小平与丛德滋1937年在山西相识，后来又在抗战工作中有过接触。丛丹在他面前失声痛哭，卓琳轻声安慰她。邓小平却说：“让她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临别时，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她的生活和工作，并留下联系地址。丛丹后来继续搜集父亲的遗物和史料，还将部分材料捐给辽宁有关部门。她说：“父亲也该回家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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