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城外，聂荣臻面对的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守城战，而是一场牵动华北全局的较量。张家口是抗战胜利后我党控制的重要城市，政治意义很大，因此能不能守住，远不只是地图上一个据点的得失。
此前的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后，晋察冀方面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军正在寻找华北解放区的突破口。聂荣臻曾提醒部队，张家口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为了守城而不计代价。他提出要吸取四平保卫战的教训，避免陷入被动消耗。
9月底，傅作义部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东线战场上，解放军抵抗十分顽强，连续击退国民党军多次冲击，并取得了不小战果。那几天，战报一度颇为乐观，许多人以为敌人已经被挡在城外。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战局的动作，却发生在西线。
10月8日，傅作义集中兵力，绕开解放军重兵防守地区，长途穿越草原，突然攻占张北。张北守军兵力有限，装备也较差，晋察冀主力又远在东线，无法迅速回援。张家口外围防线由此被撕开，原本准备在正面作战中逐步消耗敌人的部署，顷刻间失去作用。
10月10日，解放军开始撤出张家口。此战不能简单说成全线崩溃，东线部队曾给敌军造成较大杀伤，撤退过程中主力也保存了下来。但从政治和战略层面看，张家口的失守仍然是一次明显挫折。傅作义的迂回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其改变电台密码、加强通信保密有直接关系，解放军没有及时掌握敌军主攻方向，付出了代价。
第二场失利，发生在山东南麻和临朐，指挥者是粟裕。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把目标放在胡琏率领的整编第十一师身上。这个师是国民党军的骨干部队，胡琏本人又以善于防守和临阵处置强硬著称。华野调集多个纵队，试图在南麻附近完成合围。
7月17日战斗开始后，华野进展很快，突入敌军外围阵地。按一般战场判断，胡琏部已经处在危险位置。偏偏此时山东连降暴雨，持续多日。火药受潮，山路泥泞，炮兵和弹药运输困难，攻击部队很难保持连续压力。
胡琏抓住机会调整防线。国民党军依托村落、工事和交通壕顽强抵抗，华野虽拥有兵力优势，却没能及时把优势转化为突破。粟裕后来回忆这类战斗时，反复强调战场条件的重要性，兵力多并不意味着攻击必然顺利。
“援军到了，不能再硬拼。”这是华野在战局变化后必须面对的现实。
黄百韬等部奉命增援，国民党军逐渐从外围压迫华野攻城部队。南麻战斗持续数日后，粟裕判断继续攻击可能造成更大损失，于7月下旬下令撤出。随后，华野又围绕临朐展开作战，但同样受到暴雨、山洪和敌军增援影响，至7月30日晚，部队撤离战场。
南麻、临朐两战相接，华东野战军损失较大，既没有歼灭胡琏部，也未能阻止临朐方向敌军稳住阵脚。粟裕善于大兵团机动作战，并不等于每一次攻坚都能成功。这次失利暴露出华野在连续作战、恶劣天气下的重武器运用以及攻坚准备方面仍有不足。
第三场，是东北战场的第三次四平战役，指挥者为林彪。
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再次把四平作为攻击目标。此前四平已经历过激烈争夺，城防体系不断加强。6月14日，民主联军发起总攻，攻城部队和打援部队投入了相当规模的兵力，数量明显超过城内守军。
然而，守城的陈明仁并非普通将领。他长期带兵，熟悉阵地防御，能够把有限兵力分配到关键地段。四平城内守军虽然成分复杂，兵力也不占优势，却凭借街垒、碉堡和火力点层层抵抗。
林彪原本希望迅速突破四平，再以机动部队阻击援军，但攻城进展没有达到预期。邓华等人曾建议增加攻城兵力，林彪没有立即采纳。与此同时，杜聿明调动援军的速度超出民主联军预料，国民党军多个师陆续靠近四平，守军压力因此得到缓解。
6月底，东北民主联军被迫撤出战斗。四平攻坚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伤亡也相当严重。陈明仁在城防作战中的坚决和组织能力，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援军及时抵达、攻城与打援之间配合不够，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这三场战役有一个共同点：解放军兵力占优，却都没有把数量优势变成战场胜势。张家口输在判断敌军迂回方向不足，南麻临朐受制于天气、工事和援军，四平则暴露出城市攻坚经验不足以及攻城兵力配置问题。
战场上的胜负，从来不是算术题。兵力、地形、情报、士气、后勤，任何一环出现偏差，都可能让原本有利的局面迅速逆转。正是经过这些代价不小的战斗，解放军逐渐摸索出更成熟的攻坚和大兵团协同办法。
1948年济南战役，解放军用时八天攻克济南；1949年1月天津战役，攻城部队经过约29小时激战便突破城防。两组数字背后，既有兵力和装备的变化，也有张家口、南麻临朐、四平等战役留下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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