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井冈山茨坪镇，76岁的曾志坐在儿子石来发家中，和多年未见的亲人吃了一顿饭。桌上的菜并不丰盛，屋舍也很普通。饭后留下的几张全家福，记录了一个革命家庭迟到半个多世纪的团聚。
照片里，曾志神情平静，石来发却显得有些拘谨。母子之间并不热闹，甚至隔着一层难以言明的生疏。毕竟，他们上一次见面，还是35年前。更早之前，曾志离开井冈山时，儿子还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婴儿。
1928年，革命环境极其艰苦。曾志当时在湘南从事党的工作，丈夫夏明震于3月在湘南暴动中牺牲。此后，她与蔡协民结为夫妻，并随部队转赴井冈山。那段路不好走，敌情又紧，曾志已经怀有身孕。
到了井冈山后，组织上安排她暂时留在茨坪，参与后方工作和小井红军医院的建设。11月7日，她生下一个男孩。生产过程十分凶险，缺乏专业医护条件，曾志几度昏厥。孩子出生后，部队却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整。
敌军正在持续“围剿”，红军队伍随时可能转移。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既无法随军行军，也很难在枪火中得到照料。曾志和蔡协民商量后，只能作出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把孩子留在井冈山，托付给王佐部队中的副连长石礼保夫妇。
石礼保夫妇给孩子取名石来发。这个名字，替他保留了与井冈山的联系，也让他从此有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家庭。曾志离开时，或许并不知道，这次分离会持续整整23年。
石礼保夫妇尽力把孩子养大。遗憾的是，后来两人在战斗中牺牲，年仅8岁的石来发成了孤儿。年幼的他曾靠乞讨度日，之后又被送到外婆家生活。战争留下的，不只是牺牲者的姓名，也改变了许多孩子的一生。
石来发没有进入城市，也没有接受特殊安排。新中国成立后，他分得土地，靠种田、成家、养育子女，成为井冈山一名普通农民。他的生活轨迹，与母亲后来所处的工作岗位，渐渐拉开了距离。
1951年，曾志时任广州电业局党委书记。得知中央革命老区慰问团将前往井冈山，她委托工作人员寻找当年失散的儿子。消息传来后，石来发于1952年到广州，母子终于重逢。那时，他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双手布满老茧；曾志则已经在城市承担重要工作。
这次见面没有改变石来发的生活方向。短暂相聚后，他仍回到井冈山务农。有人或许会疑惑，曾志为什么不把儿子留在身边？从当时的组织纪律和社会环境看，革命干部不能把亲属关系变成个人便利，更不能因为家庭原因随意改变政策安排。曾志后来对亲属的要求，一直十分严格。
1987年的那顿饭，曾志的孙子石金龙曾提出，希望家里能转为商品粮户口。话一出口，他便察觉气氛变了。曾志沉默片刻，说：“桌上这些饭菜，不都是农民种的吗？又何苦要转商品粮呢？”
这句话听起来直接，却符合她一贯的处事方式。她没有利用身份为家人谋取户口，也没有把生活困难当作突破规定的理由。对石家而言，这种坚持有些冷峻，却也说明曾志并未把子女留在农村视为一种需要遮掩的事情。
她并非完全不管家人。石金龙后来想买一辆旧解放牌货车跑运输，家里资金不足，曾志得知情况后，帮忙联系了一辆单位退役车辆。石金龙四处借款、贷款，凑足5500元买下货车。车买回来后，曾志还写信提醒他，踏踏实实做事，不要借机搞其他名堂。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按照她生前遗愿，部分骨灰送回井冈山，安放在茨坪镇小井红军烈士墓附近。石来发有空时便前去祭扫。墓地旁，革命年代留下的名字一行行排列着；其中也包括那些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再用一生承受离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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