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一次文化界宴会上，周恩来向京剧名伶刘喜奎举杯。席间谈到戏曲传承，他劝这位已经淡出舞台多年的艺术家，把多年积累的本领教给年轻人。刘喜奎没有把这当作普通的客套话，后来接受聘请，进入中国戏曲学校任教。
这次敬酒，分量并不只在礼节。刘喜奎在旧戏班中成名，在战乱和权势夹缝里守住自身，也曾为了赈灾重新登台。她的经历，正好折射出近代戏曲艺人的处境：台上风光，台下却未必有安稳日子。
1894年，刘喜奎出生于河北沧州。当地梆子声腔盛行，她很早便接触戏曲。八岁左右开始学艺，十岁进入天津李海科班。科班训练极苦，唱腔、身段、武功、念白都要反复磨炼，稍有懈怠便会挨训。
她学过老生、武生，也练过刀马旦。这样的经历，使她不只是凭容貌取胜，而是具备了较为全面的舞台能力。登台之后，她的嗓音清亮，动作利落，唱做之间带着一股不拖泥带水的劲头，很快在京津一带引起注意。
有意思的是，刘喜奎走红后并没有急着经营名媛身份。戏班里缺人，她愿意补场；同伴行头不够，也可以借用她的衣物。成名没有改变她对基本功的态度，散戏之后照样练功，排戏时也不因自己名气大而敷衍。
1918年，《顺天时报》发起梨园名伶评选。刘喜奎获得女伶大王称号，梅兰芳则获男伶大王称号。两人的声望由此常被并列谈论。谭鑫培那句“男有梅兰芳，女有刘喜奎”，虽带有评论色彩，却说明她当时已站在女演员的顶峰。
她的麻烦，也随名声一同到来。民国时期，戏曲名伶常被权贵视作可以用金钱和权力获取的对象。报刊与回忆材料中，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五位北洋总统，都曾被说成对刘喜奎有过关注或追求。“迷倒五位总统”的说法带有传奇色彩，不能简单等同于五人都与她发生过真实恋情。
但有些细节，确实长期流传。相传袁世凯曾以请戏为名，将她请到中南海一处房间。刘喜奎察觉气氛不对，便说：“既然没有演出，我还要回去化妆。”说完转身离开。她没有争吵，却把拒绝表达得十分清楚。
曹锟等人据说也曾以重金相诱，甚至成筐送银。刘喜奎不为所动。她明白，钱财可以解决一时困窘，却可能换来终身受制。对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女艺人来说，这份坚持并不轻松，稍有不慎，便可能遭到封杀、威胁甚至报复。
她与梅兰芳的关系，也常被后人写成“金童玉女”。两人确有艺术上的交往和彼此尊重，但是否存在传说中的爱情，史料并不充分。刘喜奎后来回忆，自己年轻时常受到军阀和权贵纠缠，若要保全艺术与人格，便不能把婚姻当成摆脱麻烦的简单工具。
1922年，她与崔承炽结婚。崔承炽曾在陆军系统任职，身体状况并不好，婚后又被派往外地。几年间，夫妻聚少离多，崔承炽最终因病去世。刘喜奎此后抚养过继子女，逐渐退出舞台，并没有再嫁。
退出，不等于沉默。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方面曾试图邀请她演出，她拒绝了。河北等地发生灾情时，她又愿意为赈灾登台，将演出所得用于救济。安徽水灾期间，她还从个人积蓄中捐出银元。拒绝为侵略者登台，与为灾民演出，并不是矛盾，而是她对舞台用途的判断。
1949年以后，文艺界重新寻找有经验的老艺人。周恩来得知刘喜奎在北京后，曾请有关方面前往探望。中国戏曲学校成立后，她受聘教授地方戏课程，重点传授河北梆子等方面的唱腔和表演。她把个人技艺整理成可教学的经验，改变了只靠师徒口传心授的局限。
1952年，刘喜奎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的慰问演出。当时她已接近六十岁，仍登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她曾表示，若不能参加这次爱国义演，会成为遗憾。这句话不必过分渲染，却能看出她没有把艺术只看成谋生手段。
1964年，刘喜奎在北京去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她留下的价值，不只是一段被权贵追逐的传奇，也不只是报纸上耀眼的票数。她让女演员凭自身技艺站上中心舞台，也让河北梆子等地方声腔获得更大的传播空间。那些关于“五位总统”的故事或有夸张，真正经得住推敲的，是她在名利、威逼和时代动荡面前没有轻易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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