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日前，鲁迅文学奖首次落地上海，以文学为桥梁，再度勾起鲁迅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度联系。1927年10月3日，鲁迅抵达上海，就此定居，在此生活工作约十年光景，直到病逝。他曾评价上海“别有生气”。鲁迅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片段？不妨撷取其中的三个“瞬间”，一窥究竟。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说的“瞬间”并非简单的时间表述，而是对于鲁迅光辉一生的价值浓缩。
“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1927年12月7日，鲁迅在上海已定居两个月，他为黎锦明小说《尘影》作题辞，第一句便是：“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中国将迎来怎样的大时代，当年的鲁迅也许并没有明确的图景。但经历了大革命失败，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了更进一层的认识，观察也更敏锐。在他笔下，这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是一个生死抉择的时代：重压未除，前途未定，要么在黑暗中沉沦，要么在抗争中新生。站在今天回望，毫无疑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属于中国人民的崭新时代。回过头再去看鲁迅的这句话，1927年及以后的岁月，确实处于“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1930年前后，上海出版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种类繁多，读者群快速增长，马列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在这一时期，面对创造社、太阳社等的激进批评，鲁迅主动翻译多部苏联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借此系统研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正式成立，标志着左翼文化运动走向有组织的联合；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等相继成立，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全面铺开，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由精英圈层向大众传播拓展的重要阶段。
依据鲁迅所藏“左联”机关刊物《秘书处消息》记载，并结合鲁迅实际行动来看：身为“左联”执行委员，鲁迅不承担“左联”日常行政事务，但他依然身先士卒，主动承担大量文化战线工作。一是公开讲演，据学界统计，“左联”成立后，1930年至1932年底，鲁迅一共做了16场面向社会公众的讲演，传播进步文艺思想。二是构思重大革命题材作品。为创作反映红军斗争的中篇小说，鲁迅两次秘密会见在沪疗伤的陈赓，详细询问红军战斗与根据地生活情况，可惜这部小说最终未能完成。此外，鲁迅还主编及参与编辑了很多传播左翼文学的刊物。
在这个时代里，鲁迅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在扶持文学新人方面，除了通过讲座、书信、审稿等方式指导文学青年外，还通过为文学青年的作品作序的方式给予扶持。据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为10位青年作家的文学著作单行本作序跋10篇，为6位青年翻译家的译著单行本作序跋8篇，为4位青年美术家的书籍或展览作序跋，为1位文艺青年编辑的书作序。这些青年中，就有柔石、葛琴、叶紫、徐懋庸、白莽（殷夫）等人，不少都是“左联”成员，深度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当得知“左联”作家被反动当局杀害的消息时，鲁迅异常悲痛，写下：“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同时，鲁迅还通过各种机会将左翼文学青年的作品介绍到国外，扩大中国左翼文学的国际影响。
鲁迅对未来属于中国的大时代是执着的，他以杂文直面社会，以翻译拓宽读者视野。早年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理想，晚年又以“拿来主义”作为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实践路径。由此，鲁迅始终葆有紧迫的战斗感：他谢绝赴海外疗养的提议，坚守国内斗争现场，心中常念“要赶快做”。他写道：“……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好的大众的艺术”
1934年3月，鲁迅为上海无名木刻社的作品选集《无名木刻集》写下序言：“用几柄雕刀，一块木版，制成许多艺术品，传布于大众中者，是现代的木刻。……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
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在上海主办暑期木刻讲习会，以此为标志，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正式点燃火种。鲁迅大力倡导木刻，一方面因为木刻本就是中国古老的艺术，只是长久湮没；另一方面，现代创作木刻由作者自刻自印，复制便捷、成本低廉，天然适合走向大众。在鲁迅看来，中国新兴木刻尽管技法尚显稚嫩，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但它属于现代艺术，直面广大民众，承载着底层大众的痛苦、抗争、情感与期盼，诚如他所言，“是好的大众的艺术”。
新兴木刻是斗争的武器，更是艺术。鲁迅在写给木刻青年的书信中，悉心指点创作，主张不能割裂木刻的战斗性与艺术性。他点评陈烟桥的作品写道：“我以为却比《拉》更有缺点。一，背景，想来是割稻，但并无穗子之状；二，主题，那两人的面貌太相像，半跪的人的一足是不对的，当防敌来袭或豫备攻击时，跪法应作ㄣ，这才易于站起。还有一层，《拉》是‘动’的，这幅却有些‘静’的了，这是因为那主体缺少紧张的状态的缘故。”在他看来，以木刻投身斗争，不能仅凭题材口号。鲁迅说：“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
1934年6月，鲁迅编订中国新兴木刻作品集《木刻纪程（壹）》，写下《小引》。他寄望新兴木刻冲破压迫、持续生长，期盼这项事业能够“一程一程的向前走”。在《小引》中，鲁迅指明了中国新兴木刻发展的两条路径：“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晚年鲁迅依然坚守着早年《文化偏至论》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理想——“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中国的革命”
1936年5月，斯诺由姚克陪同，再次来到上海鲁迅寓所长谈，话题围绕中国新文学，兼及正在推进的中国革命。回溯鲁迅与斯诺的交流，早在1933年初次晤面时，斯诺就曾提问：“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鲁迅答道：“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鲁迅的一生是自我革命的一生。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走上文艺救国道路之后，他始终不断自我革新。在小说创作上，他的短篇不断探索叙事结构与艺术手法，每一篇都饱含对现实生活的独特发现。正如茅盾评价：“《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凭借这种持续突破的创作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在《呐喊》《彷徨》树立现代小说的艺术标杆之后，鲁迅将创作重心更多转向杂文，以此开展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他的杂文，彰显出敏锐的观察、深刻的剖析，以及对现代汉语炉火纯青的驾驭能力；现代杂文这一文体，也因鲁迅的创作而走向兴盛。
从个人经历看，鲁迅的自我革命同样一以贯之。任职北洋教育部期间，他参与推动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的筹办，助力国家典籍文物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为中国现代公共文化事业拓荒。兼任多所大学教职时，他撰成《中国小说史略》，挺身声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在广州中山大学，因抗议校方迫害进步学生，他愤而辞职。1927年抵达上海时，鲁迅已是知名文化人，却不愿固守书斋，投身环境更为凶险的左翼文化运动。无论在北京、厦门、广州还是上海，他始终把个人命运和中国社会进步紧紧相连。1931年，年届五十的鲁迅重抄21岁所作《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份对早年理想矢志不渝的坚守，支撑着他持续自我革新，始终挺立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前沿。
1987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刊发了安危翻译的《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这份由斯诺事后整理的谈话纪要，记录下鲁迅对当时中国文学现状的判断。他的评判立足文坛实际，并非出于个人好恶。这次采访的内容，也成为海伦·斯诺撰写《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基础材料之一。该文作为附录编入斯诺编选的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又名《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文中记述了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学的压制，拓展了中国左翼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
1936年6月，病中的鲁迅写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此前，1936年3月，鲁迅与茅盾联名致信（秘密传递，发表时隐去署名），祝贺红军东渡黄河对日作战的胜利，信中称颂：“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这些文字，正是鲁迅坚信“中国的革命”的真情流露，也是他持续自我革命的又一次升华。
1936年，大病稍见转机的鲁迅写下《“这也是生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彼时，鲁迅心系中国大地上无数普通人，也因此感受到生命的“切实”。今天，广大读者阅读鲁迅，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我想，人们可以收获中国现代文学独有的审美力量，收获对美好生活的热忱与希望，收获独立的辨别力与思考力，最终获得坚守理想、挺身奋斗的勇气。
（作者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原标题：《鲁迅在上海的三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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