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时任萨拉热窝市长贝尼亚米娜·卡里奇就此向波黑检察机关报案。2025年，米兰检察机关启动调查；2026年，波黑检察机关确认，相关案件仍由战争罪特别部门处理，并已与意大利检察机关及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联系。奥地利克雷姆斯检察机关2026年也对两名男子展开调查，比利时方面则曾要求联邦检察机关调查本国公民可能涉案的线索。现有证据依然有限，调查本身并不意味着指控已经得到证实。
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议，反而提醒人们重新审视波斯尼亚战争中那些经常被宏大叙事掩盖的参与者。战场上并不只有正规军，还有地方准军事组织、外国志愿者以及所谓“周末战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并非职业军人，却以不同方式卷入杀戮、掠夺和其他战争罪行。
政治学者伊娃·武库希奇研究过塞尔维亚准军事组织的历史。战争初期以及临近结束时，这些组织都曾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实施“人口驱逐”的工具。他们通过杀戮和纵火，将非塞尔维亚人口逐出比耶利纳、兹沃尔尼克和维舍格勒等地。一名塞尔维亚将军后来在法庭上如此描述他们的战术：“我们包围一座村庄，他们进去后杀死所有不投降的人，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武库希奇将这些武装分为专业化准军事部队和临时拼凑的团伙。前者训练有素，单个部队人数可达数百人，并配备现代步兵武器；后者则往往由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动员而来。许多成员年纪较大，来自社会底层，失业或就业不足，希望借“爱国战士”的身份获得声望，更重要的是掠夺战利品。他们甚至用卡车和拖车把被驱逐者的财物运走，一台冰箱、一台电视机或一张餐桌，都可能成为劫掠的目标。
这些武装组织并非国家解体后的混乱中自发出现。“情报部门和内政部负责招募、资助并控制他们”。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借助这些力量，为建立“大塞尔维亚”改变当地人口格局，同时又能在西方抗议针对平民的暴行时，与非正规武装保持距离。
专业战斗人员可能在前线驻留数周甚至数月，但许多志愿者在战争初期后便返回平民生活，也有人逐渐适应甚至迷恋暴力，再次前往战场。他们可能是塞尔维亚或黑山的汽车修理工、市政工人，也可能生活在德国、奥地利的侨民社群中，有空便前往战区，加入某支部队，停留几天或几周，因此被称为“周末战士”。
战争结束后，他们大多重新成为普通公民，真正因战争罪受到追究的人并不多。朗科·拉杜洛维奇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战争爆发时，他32岁，在黑山尼克希奇经营咖啡馆和酒吧。1992年春天，他前往波斯尼亚东部福查，加入一名黑山同乡领导、后来编入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小型部队。
拉杜洛维奇此后多次往返战场与家乡，相关调查显示，这类往返也与转移掠夺物有关。在海牙对其指挥官德拉戈柳布·库纳拉茨的审判中，他被认定为同案参与者。波黑检察机关后来指控他涉嫌参与福查地区针对波什尼亚克平民的迫害、袭击、劫持等罪行。
维森纳克似乎把战争视为逃离失败人生的出口。他在参战初期写道：“我现在意识到，只有在一个接受最严格军事领导的集体中，我才能真正生活和学习。”他的法国指挥官加斯东·贝松后来评价说：“这些人既有退役军人，也有理想主义的冒险者。”贝松还说，许多人是在经历人生危机后来到战场，“想要与死亡共舞”。
西欧志愿者主要站在克罗地亚一方，年龄多在20岁至30岁之间，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和荷兰。另一些激进人士则被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及其二战时期的法西斯遗产吸引，加入克罗地亚权利党的武装组织。多数人只停留数周或数月，有人受伤，有人被遣返，也有人无法承受战争现实。维森纳克最终染上酒瘾，并在参战9个月后自杀。
波斯尼亚的外国参战者也来自中东、北非以及东欧。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武装志愿者与穆斯林波斯尼亚克人并肩作战；希腊、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及东正教志愿者则站在塞尔维亚一方。
外国人在各条战线上的流动十分频繁，因此很难准确统计不同时期究竟有多少外国人参战。不过，他们显然没有改变战争力量对比。相关估计认为，无论站在哪一方，外国参战者都没有超过该方总兵力的5%。
至于“萨拉热窝狩猎”是否真实存在，最终仍需司法调查和证据作出回答。2026年的调查已经出现新的司法进展，意大利方面甚至已确认至少一名80岁男子成为调查对象，但其究竟是否直接参与枪击，还是只涉及运输和后勤，目前仍未明确。
考虑到这场战争中确实存在大量非正规武装、外国志愿者和战争罪犯，富裕外国人付费前往萨拉热窝周边阵地、以平民为目标射击的说法并非可以简单排除的传闻；但目前公开证据仍不足以把它作为已经确定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即便这一指控最终得到证实，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波斯尼亚战争的总体认识。
萨拉热窝围城本身已经被国际司法机构认定为针对平民的系统性的暴力，而所谓“狩猎”如果成立，只会进一步揭示这场战争中暴力如何被组织、商业化，并吸引战争之外的人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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