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西柏坡，吴晗带着《朱元璋传》初稿见到了毛泽东。那时北平尚未解放，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阶段，毛泽东日理万机，却抽出时间读完了这部明史著作，并与吴晗谈了一个晚上。
这次谈话，吴晗记得最深的，不是称赞，而是批评。
毛泽东指出，书中关于彭莹玉的结局写得不准确。吴晗原本认为，彭莹玉在起义取得进展后突然从史料中消失，是“功成身退”，甚至把他写成一位完成使命后隐入民间的革命者。
毛泽东并不认同。
“像彭莹玉这样的人，不会轻易逃避。”
这句话，后来成为吴晗重新审视全书的一个重要起点。彭莹玉是元末红巾军的重要人物，曾组织民众反抗元朝统治。吴晗回到北平后重新查阅《明实录》等材料，才发现彭莹玉并非主动隐退，而是在起义过程中被元军杀害。
一处人物结局的误判，牵动的却不只是一个人的评价。它说明，历史写作不能只凭作者的判断，更不能为了寄托现实情绪，就给古人安排一个符合想象的结局。
吴晗最初写朱元璋，并非完全出于学术计划。1943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生活十分拮据。抗战后期，物价飞涨，薪水不断贬值，母亲和妹妹在老家的生活难以维持，妻子又患病。重庆一家出版社约他写稿，稿酬一万元，对当时的吴晗而言，确实是一笔救急的钱。
他用了大约两个月，写成《由僧钵到皇权》。书稿后来又以《明太祖》为名出版。吴晗熟悉明史，写作速度很快，但他自己并不满意。因为当时资料条件有限，《明太祖实录》《高皇帝文集》等重要文献难以查阅，许多判断只能建立在二手材料之上。
更复杂的是，这部作品还带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吴晗痛恨国民党统治，便借朱元璋的高压政治、特务机构和文字狱，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书中批评朱元璋诛杀功臣、控制官员，文字锋利，现实意味很强。
这种写法在抗战时期有其特殊背景，却也容易使历史人物被当成现实斗争的影子。吴晗后来承认，早期作品掺杂了个人情绪，对朱元璋有些评价并不符合史实。他说，自己对那两本书甚至有“痛恨”的感觉。
1946年，清华大学复员北平，吴晗也从昆明返回。第二年，他开始重新准备朱元璋传记。这一次，他拥有了更丰富的明史资料，也有多年积累的史料卡片。书稿篇幅扩大，书名改为《朱元璋传》，写作重点也从借古讽今，转向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
1948年，初稿完成后，吴晗前往解放区，原稿一直带在身边。毛泽东读完后，给他写信说，这部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但也指出，作者还没有完全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方法。
这封信的分量，吴晗后来体会得很深。毛泽东并不是简单要求他替朱元璋翻案，而是提醒他，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盯着个人品行，也要分析人物所处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和历史作用。
1950年，吴晗在文章中谈到这次谈话，承认自己过去存在“超阶级”的观点。此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并重新思考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领袖走向皇帝之后的变化。
1954年4月，吴晗正式动手重写《朱元璋传》。这已经不是简单修订史料，而是要改变观察问题的角度。朱元璋建立明朝、结束元末长期战乱，恢复农业生产，整顿吏治，这些历史作用需要写清楚；而他大规模诛杀功臣、制造案件、强化皇权，同样不能回避。
真正让吴晗为难的，是如何把两面放在同一部书里。
毛泽东曾嘱咐他：“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把他写好点，不要把他的晚年写得那么坏。”
这句话并不是让吴晗删掉史实，而是要求他避免把朱元璋写成单纯的暴君。朱元璋的一生，本身就有剧烈转折：早年参加反元斗争，依靠农民起义建立政权；成为最高统治者后，又以维护朱明王朝为目标，采取了极端的政治手段。
吴晗在修改稿中保留了胡惟庸案、蓝玉案以及诛杀功臣等材料，却改变了分析方式。他不再只用道德愤怒解释这些事件，而是从君权与相权、贵族地主与百姓、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入手，说明皇权强化与政治清洗之间的联系。
修改并没有一次完成。吴晗曾将修订稿印出一百多份，送给历史学者和友人征求意见，也把稿本送给毛泽东。前后数年，他不断补充材料、调整论述。到1964年，因病休养期间，他再次集中修改，最终完成定稿。
1965年2月，《朱元璋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既肯定朱元璋结束战乱、恢复生产、整顿吏治等作用，也详细保留了他晚年政治统治中的严酷事实。朱元璋没有被写成完人，也没有被简化成一个只会杀人的暴君。
这正是吴晗反复修改这部传记留下的核心问题：历史人物可以有功，也可以有过；评价一个皇帝，既要看到他怎样建立国家，也要看到他用什么方式巩固权力。彭莹玉的结局被重新订正，朱元璋的形象被重新衡量，背后都是史料、方法与历史责任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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