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北京，毛泽东与张治中谈到台湾问题时，摆在桌上的并不是一张作战地图，而是一封可能送往台北的信。此时解放军正在为解放台湾作准备，毛泽东却考虑先争取和平解决，便请张治中出面，劝蒋介石不要再让两岸兵戎相见。

这个人选很有讲究。

张治中既是国民党军政系统的高级人物，也曾长期担任蒋介石身边的重要职务；但在国共关系最紧张的年代，他又始终主张和平，和共产党方面保持着特殊联系。1945年重庆谈判，正是张治中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并安排毛泽东住进桂园。

那段经历，使张治中在共产党方面拥有信任，在国民党内部也保留着相当分量。让这样一个“自己人”写信，既能把话送到蒋介石面前，也不至于一开始就被视为普通的宣传文件。

毛泽东的意思并不复杂：国共多年战争已经造成巨大损失，台湾如果继续作为战场，最终受苦的仍是普通百姓。若蒋介石愿意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对抗，双方仍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

张治中接受了这个任务。

他写信时，没有只讲情面，也没有简单劝蒋介石“投降”。信中回顾了国共之间长期的斗争，分析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又摆出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指出继续作战难以改变结局。张治中还表示，若蒋介石愿意谈判，他可以亲自出面斡旋。

有意思的是，他特意说明，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得到毛泽东同意。这样做，是为了让蒋介石明白，信中提出的并非个人意见，而是一次具有明确政治背景的正式试探。

据蒋介石“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周宏涛回忆，这封信于1950年7月19日送达台湾，收信环节经过参谋总长周至柔，再转交何应钦，最后到了蒋介石手中。

蒋介石没有立即私下答复。

直到7月27日，他才召集有关人员，由何应钦当众说明信件内容。陈诚、张群等人听完后，普遍认为这是解放军准备攻台之前发动的政治攻势，主张加强戒备，不能因此放松军事准备。

蒋介石为何要把这件事摆到会议上处理？周宏涛的判断颇有道理：蒋介石不愿让外界产生他曾私下接触共产党、甚至考虑妥协的印象。他必须维护“反攻大陆”的政治姿态，也必须让身边人看到自己的立场没有动摇。

更关键的是，张治中在1949年已经尝试过一次。

那年4月，张治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参加了与中共方面的和平谈判。双方一度拟定《国内和平协定》，但核心分歧始终无法解决。蒋介石希望保住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区，至少形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共产党方面则认为，分裂式的停战只能留下新的战争根源，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张治中把协定草案送回南京后，蒋介石反应激烈，斥责他“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和平路线并不认同。

因此，1950年的这封信，虽然出自旧日亲信之手，却很难改变蒋介石的判断。在他看来，和谈若不能保住政治与军事上的独立空间，就不是平等谈判，而是被迫接受失败。

朝鲜战争的爆发，又让台湾方面的盘算发生变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后介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决议，组织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参战，局势迅速扩大。蒋介石由此看到外部力量重新进入东亚，也重新燃起了借助国际局势变化、谋求“反攻大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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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心态下，张治中的劝和自然难以奏效。蒋介石没有接受信中的建议，也没有就此展开实质性谈判。何应钦等人的公开表态，更说明台湾当局最终选择了军事防守和政治对抗。

张治中并没有因此停止努力。此后，他仍多次给台湾旧日同事写信，劝他们认清形势、回到大陆。195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鸟倦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又说家人亲友在等待，祖国人民在召唤。

这封信没有改变台湾方面的政策。张治中与蒋介石之间，也从此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分歧：一个把和平看作减少战争代价的途径，另一个则把妥协视为政治失败。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曾长期担任他机要秘书的余湛邦评价说，张治中一生处在多重关系和政治选择的夹缝中，既与蒋介石有深厚联系，又始终希望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分歧。1950年那封信，正是这种复杂处境最集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