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侯宝林接到一项保密任务：重新录制一批传统相声，专门送给毛主席听。十年没有登台，他连熟悉的台词都变得生疏，只能把词句写在纸上，贴满对面的墙，一边说，一边抬头寻找段落。
这次录音并不是普通演出。侯宝林换上旧大褂，摆好堂桌，手执折扇，尽量恢复从前的表演形式。服装箱里那件大褂已经布满虫眼，只因当时录像设备清晰度有限，才勉强派上用场。
郭启儒去世多年，无法再与侯宝林搭档，组织上便安排郭全宝配合。侯宝林看到节目单后，心里已经明白：这是毛主席想听他的相声。
录音现场还临时调来几十名警卫战士充当观众。可这些年轻人来自不同地区，有些人此前甚至没听过相声，对台上的包袱未必听得明白。有人想出办法，安排一名懂行的人举小旗，什么时候该笑，便给大家示意。
听起来有些特殊，却也反映出当时录音任务的郑重。侯宝林不能敷衍，工作人员也不敢马虎。整整十年未演出，他只能靠旧唱片和录音，一点点把忘掉的词找回来。
有意思的是，这件事与侯宝林早年在北平的经历，隔着二十多年，却有一条清晰的线索：毛主席欣赏的从来不只是逗笑本领，更是他改造相声、认真做学问的态度。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中央准备迁往北平。叶剑英、彭真等人组织文艺晚会，邀请中央领导和北平市工作人员观看。侯宝林与郭启儒被安排在压轴位置，毛主席听说后很高兴，说：“侯宝林是个人才，我很想听听他的相声。”
那场演出中，台下笑声不断。毛主席却常常只是抿嘴、点头，极少像普通观众那样放声大笑。侯宝林晚年回忆，很多时候全场已经笑成一片，毛主席仍努力克制，脸憋得通红。
原因并不复杂。毛主席认为，自己若大声发笑，既可能漏听台词，也可能影响周围观众。相声靠语言推进，少听一句，包袱便可能断掉。对这种表演艺术，他听得很专注。
当然，毛主席并非从不大笑。侯宝林说过一次表演“七拼八凑”的打油诗：“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几句完全不相干的话接在一起，毛主席一下笑得喘不过气，还揉着眼睛摆手。
侯宝林的成名并非偶然。他出生于天津贫苦家庭，十二岁开始学京戏，后来转学相声，师从常葆臣、朱阔泉。早年登台时，他只能排在开场位置，前后苦熬多年，才逐渐成为压轴演员。
他的突破还在于改变了相声的地位。过去相声多被视为插科打诨的助兴节目，侯宝林却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夫，把相声推到整场演出的“大轴”。后来，他组织相声大会，一晚集中演出相声，在京津地区引起很大反响。
1950年，侯宝林参与成立相声改进小组。在缺少经费和现成条件的情况下，艺人们自行整理材料，编写小册子，剔除旧相声中低俗、庸俗的内容。相声不再只靠荤俗笑料吸引观众，而开始承担文艺改造的任务。
侯宝林还写过几篇研究相声的文章。一次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见到他，笑着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是不是想当相声博士啊？”这句打趣，实际包含着肯定：一个旧艺人能够主动学习，确实难得。
他创作的《关公战秦琼》，讽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后来成为毛主席少数点名要求观看的节目。相声的笑料落在现实弊病上，既让人发笑，也让人听出其中的批评意味。
1965年10月，侯宝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后停止演出。此后多年，他与许多文艺工作者一样，离开了熟悉的舞台。直到1975年重新录制旧相声，才留下那段特殊的幕后故事。
据侯宝林回忆，毛主席晚年身体状况欠佳，曾说很久没有听到侯宝林的相声。于是，不能登台相见，便改用录音录像的方式送到身边。那件布满虫眼的大褂、墙上的台词纸，还有举旗示意笑声的战士，共同构成了这次录制的现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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