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吉林省舒兰县二道公社，曾经在银幕上扮演青年的李亚林，正弯腰挥锄，和家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那时的他，很难再让人联想到电影明星。衣着朴素，身形变化明显，手上也有了常年干活留下的痕迹。
这段经历后来很少被观众提起，却是李亚林人生中无法绕开的转折。银幕上的掌声来得突然，生活中的沉寂却更漫长。对一个把表演当作事业的人来说，离开摄影机，意味着熟悉的生活被硬生生截断。
李亚林1931年出生于辽宁丹东。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表演班学习。这个表演班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重要前身，也为新中国早期电影培养了一批骨干演员。
那一代演员没有成熟的产业环境可依靠，许多表演方法都在实践中摸索。李亚林毕业后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参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等影片。角色未必都是主角，但每一次出场，他都在观察人物的神态、语气和行动逻辑。
1955年，李亚林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当时拥有较强的创作力量，现实题材、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接连出现。李亚林也在这里逐渐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不靠夸张动作抢镜，而是用细节把人物立住。
他演过正面人物，也演过阴险狡猾的特务；能演热情直率的青年，也能处理性格复杂的中年角色。有意思的是，观众常常不会把他局限在某一种形象里。戏里是什么人，他就尽力把自己变成什么人。
真正改变他艺术生涯的，是1959年拍摄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影片把农村建设、青年成长和爱情故事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说话做事也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李亚林饰演的高占武，是一个有干劲、有责任心，同时又带着青年人直率性格的农村建设者。影片上映后，高占武迅速成为许多观众熟悉的银幕形象。有人见到李亚林，张口便喊：“高占武！”
这句称呼看似普通，分量却不轻。演员的本名被角色遮住，往往说明人物已经进入观众生活。李亚林并没有把高占武演成一个没有缺点的口号式人物，而是让他有情绪、有犹豫，也有面对现实问题时的坚持。
凭借这些作品，李亚林成为新中国早期电影演员中的代表人物。1962年，文化部组织评选二十二位对新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演员，李亚林名列其中，后来被称为“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
但荣誉并没有替他挡住时代风浪。1969年，他和家人被下放到吉林舒兰县二道公社参加劳动，电影工作被迫中断。曾经熟悉的摄影棚换成田地，剧本和镜头换成锄头与农活，这种落差，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的。
几年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筹备话剧《艳阳天》，有人认为李亚林适合出演其中角色，便设法将他调回长影。遗憾的是，长期务农使他的体型和外在状态发生变化，剧组最终选择了张连文。
这次错失并没有让李亚林彻底离开电影。重新回到创作环境后，他继续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也参与了导演和表演工作。比起年轻时期的锋芒，此时的他多了一层生活磨砺后的沉稳。
李亚林与贺小书的婚姻，也与新中国电影早期的发展紧密相连。两人1951年在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表演班相识，后来结为夫妻。共同的职业和长期的创作，使他们既是生活伴侣，也是彼此事业上的支持者。
贺小书同样是一名演员。夫妻二人共同走过电影行业的起步、发展与曲折阶段，育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后来也都从事电影相关工作。一个家庭的职业选择，折射出那个年代电影艺术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复出之后，李亚林仍出演了不少作品。《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于1981年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为什么生我》于1984年再次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他参与的《井》还曾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获得奖项。
1988年，李亚林因脑癌去世，终年57岁。那时，距离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留下名字，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对很多观众而言，他最难替代的角色仍是高占武；而对中国电影史来说，他留下的并不只有一个角色，还有一代演员在艰苦条件下建立表演传统的真实轨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