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春，广西镇南关外，年近七旬的冯子材提刀跃出营垒，带着清军冲向法军。这一幕后来成为清法战争中最提气的场景，可真正让朝廷头疼的，并不是一场胜仗能不能打赢，而是胜仗之后，清朝究竟还有没有能力继续打下去。
镇南关大捷发生在1885年3月23日。冯子材率部击退法军，法军将领尼格里负伤，部队向谅山方向撤退。与此同时，刘永福率黑旗军在越南北部作战，也曾给法军制造麻烦。
消息传到北京，主战者自然振奋。有人主张乘胜追击，把法国人赶出越南。李鸿章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明白，镇南关只是陆路上的一次反击，并不等于清军已经掌握全局。
问题就出在这里。
法国虽然在广西陆路战场受挫，却掌握着海军优势。1884年8月23日，法国远东舰队突然袭击福州马尾，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随后，法军进攻台湾基隆，封锁台湾海峡，并于1885年占领澎湖。
“广西打赢了，海上却挡不住。”这句话，正是当时清廷面对的窘境。
台湾由刘铭传负责防守。清军在淡水等地抵抗，使法军始终没有实现占领台湾本岛的目标，但台湾补给困难，沿海航线又受到法国舰队威胁。只要战争拖延，台湾就可能成为清朝最沉重的筹码。
清法冲突的根子，还要从越南说起。
19世纪中叶，法国逐渐加强对越南的渗透。1862年，越南被迫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南部部分地区。1874年，法国又迫使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获得在红河流域活动的权利。
红河通向云南。对清朝而言，这已经不只是越南内部事务，而是法国把势力伸到西南边境。法国若完全控制越南，云南、广西便直接暴露在殖民扩张面前。
偏偏清廷当时并不愿意立刻开战。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不久，财政亏空严重，地方军队各自为战，洋务运动建立的近代军队和海军也远未成熟。朝廷一面派兵入越，一面反复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这种犹豫被法国看得清清楚楚。
1883年，法国军队进一步扩大在越南的行动。越南朝廷被迫签订《顺化条约》，承认法国的保护权。清朝若继续承认对越南的宗主关系，就必须面对法国；若退让，又等于放弃数百年来的藩属秩序。
刘永福的黑旗军因此成为关键力量。刘永福早年出身天地会，后来在越南北部发展势力。面对法国进攻，他曾在河内附近击败法军，击毙安邺；1883年，法军将领利维耶又在纸桥一带被黑旗军击毙。这个反清人物，却在外敌面前站到了抗法一边，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复杂。
真正把战争推向失控的，是1884年5月11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约》，也称《李福协定》。清朝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原则上同意撤出驻越军队，但双方没有把换防时间、路线和交接细节谈清楚。
外交文件最怕留下空白。
1884年6月23日，法军在北黎要求清军撤离。清军并未收到完整通知，双方发生冲突，法军遭到击退。法国随即要求巨额赔款，并以武力相威胁。谈判破裂后，战事从越南北部扩展到台湾、福建沿海，马尾惨败更使清军的海上处境雪上加霜。
到了镇南关大捷时，清朝实际上面对三笔账：陆地上能不能守住广西，海面上能不能保住台湾，国库还能不能支撑长期战争。冯子材手中的三万军队可以击退一支进攻部队，却无法单独解决法国在越南的整体军事部署。
刘永福的处境同样艰难。黑旗军熟悉山地作战，但兵力有限，补给依靠地方，不能替代清朝正规军。法军在越南仍有数万兵力，河内、顺化、西贡等要地也已被其控制。清军即便追过谅山，也未必能够收复整个越南。
法国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镇南关失利后，茹费理内阁倒台，法国议会和舆论却没有因此放弃战争。对清朝来说，法国内阁更迭提供了谈判窗口；对法国来说，继续打下去同样要承担军费、舆论和殖民地治理的压力。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诺德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清朝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承认法国在越南的地位，并同意开放边境贸易、商办铁路等条件；法国则撤出台湾和澎湖。
这份条约当然带着屈辱，也意味着越南从清朝传统藩属体系中脱离。但它没有割让台湾，没有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清朝还借此结束了海上封锁。清军在陆战中并非没有胜绩，清廷却没有能力把局部胜利兑换成全面胜利。议和不是因为镇南关没有打赢，而是因为再打下去，可能连台湾也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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