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1年，洛阳城外，唐秦王李世民押着王世充和一批郑军将领列阵而过，城头上的王世充看见囚车中的窦建德，双方都明白，原本约定的援军，已经成了败军之主。
这场结局，源于虎牢关一战。
王世充被李世民围困洛阳后，向夏王窦建德求援。窦建德担心王世充覆亡后，唐军转而进攻河北，于是率十余万兵马南下。李世民没有急着出关，而是据守虎牢关，以少量兵力牵制夏军。
夏军兵多，却有一个致命问题：远道而来，粮秣和军心都经不起长期消耗。李世民观察到夏军在炎热天气下阵形松散，便派骑兵出关试探。夏军一动，唐军主力随即突击。
这一仗并非简单的正面硬拼。李世民抓住夏军疲惫、指挥混乱的时机，集中骑兵冲击中军，最终击溃窦建德部。窦建德在撤退途中被俘，洛阳也失去了最后一根支柱。
不久，王世充出城投降。随他一同投降的将领中，便有单雄信。让人疑惑的是，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等降将后来都受到重用，单雄信却被列入处死名单。
这里最容易被电视剧带偏。
单雄信并不是因为一句“对李世民不忠”就被杀，也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李世民只是为了私人报复。真正的原因，应当放在隋末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战场恩怨中考察。
单雄信早年属于瓦岗军系统，与徐世勣、秦琼等人关系密切。瓦岗内部发生变化后，他先后效力于李密和王世充。隋末群雄逐鹿，改换门庭并不罕见，但对刚刚建立统治的唐朝来说，一个降将过去的经历，往往会被重新审视。
尤其是单雄信并非普通将领。他勇猛善战，在王世充军中地位很高，拥有自己的部众和影响力。这样的人若真心归附，当然是悍将；若心存观望，也可能成为隐患。李世民需要的不是单纯能打的人，而是能够被新秩序牢牢吸纳的人。
更关键的一层，是单雄信曾在战场上直接威胁过李世民。
据《旧唐书》《新唐书》等记载，李世民与王世充军交战时，曾陷入险境，单雄信率骑逼近，几乎有机会取其性命。危急之中，尉迟敬德赶来救援，才使李世民脱险。隋末战场刀光一闪，留下的往往不是普通印象，而是生死记忆。
有人因此说，李世民杀单雄信是为了报仇。这个判断有一定心理依据，却不能当作完整结论。李世民后来也重用了不少曾经与唐军交战的将领，说明战场上交手，并不必然导致死罪。
区别在于，尉迟敬德投降后迅速归附，秦琼、程咬金等人也逐渐融入唐军体系。他们的军事才能能够服务于唐朝，同时没有形成独立于唐廷之外的政治号召力。单雄信的情况，则更敏感。
徐世勣曾为单雄信求情。《资治通鉴》记载，徐世勣愿意以自己的官爵为代价，请求免去单雄信死罪。两人曾是旧交，这份求情并非客套。徐世勣甚至表示：“愿以官爵赎之。”
李世民没有答应。
这不一定意味着他单纯憎恨单雄信，更可能是出于政治判断：单雄信长期跟随不同势力，且在王世充集团中拥有较强威望，倘若释放，日后重新聚拢旧部并非没有可能。对刚刚平定中原的唐军而言，留下这样的军事人物，风险远高于留下普通降卒。
虎牢关之战后，唐军俘获大批夏军，李世民释放了许多普通士卒；洛阳投降的文武官员，大多数也得到宽宥。被处置的，主要是王世充集团中具有较强军事能力、政治影响或重大罪责的核心人物。单雄信显然被归入了这一类。
至于“单雄信临刑，徐世勣亲自割肉相救”的故事，后世流传极广，戏剧性很强，但不同史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小说和民间演义中的细节当成确凿史实。可以确定的是，徐世勣曾尽力营救旧友，而单雄信最终仍在洛水一带被处死。
李世民为何非杀单雄信？报复或许存在，嫌其反复也可能存在，但决定性因素还是现实的权力安全。对一个刚刚征服洛阳、尚未完全稳定的政权来说，能否控制一名降将，比他有多勇猛更重要。
单雄信输掉的，不只是洛阳城下的一场战争，也输在他过去所属的阵营太多，而此时的唐朝已经不准备再给他留下独立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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