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北京西花厅，周恩来审阅访问朝鲜的工作人员名单时，目光在纸上停了一下。他抬起头问秘书：“老杜呢？”名单里没有杜修贤的名字。这句看似平常的询问，牵出的却是一段摄影师与总理之间长达16年的工作情谊。

杜修贤1926年出生于陕西米脂，少年时期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他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学习摄影，师从吴印咸。那时的照相机并不轻便，胶卷也十分珍贵，摄影员不仅要会取景、冲洗，更要明白什么场合该拍、什么瞬间不能错过。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解放战争时期，杜修贤先后在部队政治机关从事摄影工作，1954年调入新华社。1960年，他被安排到中南海，专门拍摄周恩来的活动。西花厅里的摄影，并不是简单按下快门。人物站位、会谈节奏、外交礼仪，甚至一位外宾突然伸出的手，都可能成为必须留下的历史细节。

杜修贤第一次到西花厅时，心里很紧张。周恩来进屋后，主动同在场记者握手。杜修贤赶紧举起相机，连续拍摄。随后周恩来又走到他面前握手，转身打趣道：“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人照相？”旁边有人接过相机，周恩来特意与杜修贤重新握手，留下了一张合影。

这个细节让杜修贤印象很深。按照当时的工作纪律，摄影人员不能抢镜头，也不能主动要求和领导人合影。周恩来却用这样的方式消除了新人的拘谨。对工作人员而言，体谅并不等于放松要求，恰恰是让人更愿意把事情做好。

出访期间，杜修贤经常连轴工作。白天拍摄，夜里还要挑选、整理照片，以便及时传回国内。有一次，已经是深夜两三点，周恩来发现他仍在忙，便问：“还不困吗？”杜修贤拿出一小瓶安眠药，说吃了就能继续工作。周恩来听后摇头提醒：“不要多吃，多吃了会上瘾。”

这份关照并没有停留在生活小事上。1966年7月，杜修贤随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回国后，立即被送往新华社接受审查，后来又被安排到新疆铁列克提工作。周恩来曾多次过问：“老杜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

铁列克提地处边疆，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1969年8月13日，中苏边境铁列克提地区发生武装冲突，造成中国边防人员伤亡。杜修贤后来回忆，自己被调离那里并返回北京，与几位同行者错开了时间。把这段经历简单说成某个人的“救命安排”并不严谨，但周恩来持续追问和设法调回他的态度，确实体现了对老部下的牵挂。

因此，1970年周恩来准备访问朝鲜时，发现名单没有杜修贤，立即要求核实情况，并决定仍由他承担摄影任务。杜修贤接到通知后赶回北京。对一名摄影师来说，这不只是恢复工作，更意味着多年积累的专业能力再次得到信任。

信任也伴随着严格要求。1972年7月21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艾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周恩来与艾尼代表两国政府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杜修贤负责现场摄影的组织工作，原先的安排只针对签字和握手环节。

宴会临近结束时，周恩来又同阿富汗驻华大使握手，持续了较长时间，却迟迟没有摄影记者前来记录。事后，周恩来严肃批评杜修贤：“你关键时候不起作用啊！”原来，那名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的记者胶卷用完了，身边没有备用胶卷。

杜修贤解释后主动承担责任。周恩来没有只责怪年轻记者，而是指出，摄影不能机械照着计划执行，外交活动中的临时变化同样重要。记者要“照活的”，不能让现场完全受制于原定程序。这番批评，针对的是组织疏漏，也是对专业工作的提醒。

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的书房。6月1日，他住进北京三〇五医院。病重之后，他仍多次会见外宾，工作人员只好在门外焦急等待。杜修贤拍完开场镜头后，常常不愿贸然进入，卫士却提醒他，举起相机，外宾便知道会谈该结束了。

周恩来每次都说“下不为例”，却常常工作超时。到了1975年底，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还曾让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并谈到自己的病情。杜修贤后来回忆，那些话听起来像普通交谈，实际已经带有告别意味。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1日举行追悼活动，杜修贤承担了拍摄任务。相机举起时，他不能像旁人那样放声痛哭，只能把情绪压下去，完成最后的记录。胶卷一格格推进，西花厅里那个曾提醒他少服安眠药、也曾批评他“关键时候不起作用”的身影，最终定格在历史照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