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雅利安人”的绝佳反讽|犹太人|纳粹|雅利安人

利维坦按：

纳粹德国曾试图用所谓“血统”和“种族”定义一个理想的德国人，并通过宣传制造出所谓“雅利安人”的视觉范本。然而历史却留下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一些被纳粹宣传机器选中的“理想雅利安人”，实际上具有犹太血统。

这并不仅仅是一次宣传上的阴差阳错。本文中的“理想德国士兵”形象，都揭示了纳粹种族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难以消除的矛盾——当一个政权试图用人为制定的血统标准去划分人的价值时，真实的人往往根本无法被整齐地塞进这些分类之中。所谓“种族纯洁”最终暴露出的，不是某种可以被科学验证的秩序，而是一套建立在偏见、权力与暴力之上的政治幻想。

1935年9月15日，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该法案包括《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和《帝国公民法》，禁止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即犹太人和罗姆人）通婚或婚前性行为，并根据血统对人进行分类，剥夺不符合种族纯洁标准者的公民权。

为了建立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统一的“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纳粹政府开展了无数宣传活动，旨在塑造理想的雅利安公民形象。同年年初，家庭杂志《阳光之家》（Sonne ins Haus）举办了一场寻找“完美雅利安儿童”的摄影比赛。1月24日，该杂志将获奖者的照片刊登在封面：一个脸颊圆润、双眼明亮的六个月大的女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张照片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广泛流传，出现在其他出版物和明信片上。

四年后的1939年末，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sblatt）的周日版刊登了一张“理想德国士兵”的照片：一位英俊的20岁男子，身高5英尺11英寸（约1.8米），有着沙金色的头发和深邃的蓝眼睛。这张照片也被广泛转载，用于征兵海报和其他宣传材料。

纳粹宣传人员当时并不知道，这两个象征着雅利安人种族纯洁性的人物，实际上却恰恰相反。

我们的故事始于雅各布和宝琳·莱文森夫妇（Jacob and Pauline Levinsons），一对来自拉脱维亚的德裔阿什肯纳兹犹太夫妇。两人都是受过古典音乐训练的歌手，1928年结婚后不久，莱文森夫妇便搬到柏林发展事业。雅各布在当地一家歌剧院找到了一份男中音歌手的工作，并取艺名亚沙·伦森（Yasha Lenssen）以掩盖自己的犹太血统。

然而，他的雇主很快就发现了真相，他随即遭到解雇。尽管反犹主义日益高涨，阿道夫·希特勒也在1933年上台执政，这对夫妇仍然留在柏林，住在狭小的一间公寓里。1934年5月17日，宝琳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取名赫西（Hessy）。长大成人后的赫西回忆道：

“我六个月的时候，妈妈带我去找了一位摄影师。柏林最好的摄影师之一！他拍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我的父母也觉得非常漂亮。”

事实上，雅各布和宝琳非常喜欢这张照片，他们把它装裱起来，摆放在家里的钢琴上显眼的位置。几天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来莱文森家打扫卫生的女佣声称在杂志封面上看到了赫西的婴儿照。起初，莱文森夫妇不相信她的话；毕竟，他们辩解说，很多婴儿都长得差不多。但这位女佣坚持己见，很快就拿来了一本《阳光之家》杂志——赫西的婴儿照赫然出现在封面上。莱文森夫妇震惊不已，也感到害怕。宝琳立即去找了摄影师汉斯·巴林（Hans Ballin）对质，赫西后来回忆说：

“……他关上门，拉上窗帘，把她带到后面的房间。

“这是什么？”（我母亲问道）“怎么会这样？”

“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经过，”摄影师说，“有人要求我为纳粹举办的一场婴儿选美比赛提交我最好的10张照片。德国其他10位杰出的摄影师也一样。所以10位摄影师都提交了他们最好的10张照片。而我送去的，是你家宝宝的照片。”

“但你知道这是个犹太孩子，”（我母亲惊呼道）。

“是的，”摄影师说。“我想让自己享受这个玩笑带来的乐趣。你看，我是对的。在所有婴儿中，他们偏偏选中了这个婴儿作为完美的雅利安人。”

这是政治抗议史上最成功的玩笑之一。很快，赫西·莱文森那张可爱却又带有犹太血统的脸（由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亲自挑选）便无处不在，出现在商店橱窗、产品广告和明信片上。赫西住在东普鲁士梅默尔（如今立陶宛的克莱佩达）的姨妈，甚至打算为她的一岁生日买一张贺卡，结果却发现整个商店里到处都是她外甥女的脸。“我姨妈一句话也没说，但她买下了那张明信片。多年来，我父母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虽然纳粹始终没有发现自己被耍了，但这张无处不在的照片却让照片中的孩子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政府发现他们所谓的“雅利安人”代言人实际上是犹太人，莱文森夫妇把女儿藏在了公寓里。

“我再也不能在公园里玩耍了。我也不能去动物园了，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还是险些酿成大祸。有一次，一位朋友去拜访一位德国女士，无意间看到了墙上挂着的赫西的照片。她脱口而出：“但那是赫西·莱文森啊！”那位女士听到这个犹太名字后勃然大怒，一把将照片从墙上扯了下来，但随即又停顿了一下，说道：“哦，算了。她太可爱了。我再挂回去吧。”

但对于像莱文森这样的犹太家庭来说，柏林很快就变得过于危险。1936年，雅各布（当时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被盖世太保以捏造的税务罪名逮捕。虽然他很快获释，但他和宝琳认为德国已不再安全，于是短暂地带着家人搬回拉脱维亚，之后于1938年定居巴黎。在巴黎期间，赫西患上了耳部感染，一家人找到了一位可以上门诊治的犹太医生。医生来访时，宝琳给他讲了赫西照片的故事。医生告诉莱文森一家，越来越多的法国公民受到纳粹宣传的影响，公开这个故事或许能让纳粹显得愚蠢。雅各布断然拒绝，医生回答说：“莱文森先生，您不必害怕。您已经不在德国了。”

但事实证明他错了，两年后，纳粹入侵了法国。随着盖世太保开始围捕巴黎犹太人，莱文森一家逃离了位于维希政府控制的法国南部“自由区”尼斯。在那里，他们费尽周折才获得出境签证。虽然他们在1941年获得了美国签证，但由于签证过期，他们既无法离境，也无法延期。1942年，雅各布用一个银质香烟盒贿赂了古巴领事馆的一名官员，设法获得了古巴签证。他预订了从马赛到中立国葡萄牙里斯本的火车票，然后从里斯本乘船前往哈瓦那。

但就在一家人滞留在马赛时，另一场危机突然降临。他们雇佣来照顾孩子的年轻犹太护士格尔塔（Gerta）签证被拒，滞留在尼斯。雅各布·莱文森担心格尔塔会被抓捕送往集中营，于是离开马赛的家人，乘火车前往尼斯。为了避免被维希当局搜查，他一直待在餐车里，不停地点餐，直到几乎要吐出来。但这招奏效了：每到一个检查站，维希官员都径直穿过餐车，没有打扰用餐的乘客。法国啊，真是……

抵达尼斯后，雅各布再次来到古巴领事馆，试图贿赂那位官员，为格尔塔再办一份签证。但那位官员拒绝了，解释说他已经麻烦够大了。雅各布坚持己见，发誓要留在领事馆直到拿到签证为止。最终，那位恼火的官员威胁要报警，但最终做出了让步，并告诉雅各布：

“你知道吗，古巴有一条古老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可以带着他所有的财产移民，包括他的奴隶。你会说这个女人是你的奴隶吗？”

雅各布点了点头，官员又递给他一张签证。

几周后，莱文森一家安全抵达古巴。他们是幸运儿之一；战争结束时，赫西在拉脱维亚的大部分亲戚都被纳粹抓捕并杀害了。

莱维森一家在古巴一直待到1949年，之后再次迁居纽约市。正如赫西后来所说：

“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离家远走。我父亲曾经告诉我，等犹太国建立后，就再也不用离家远走了。”

但莱文森一家最终没有搬到新成立的以色列。相反，十几岁的赫西就读于朱莉娅·里奇曼高中，并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于1955年获得巴纳德学院的学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数学教授厄尔·塔夫特（Earl Taft）。与此同时，雅各布·莱文森回到古巴经营生意，但不幸的是，随着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崛起，生意失败了。但他并未气馁，而是对女儿说：“我挺过了希特勒，我也能熬过卡斯特罗。”

1959年结婚后，赫西和厄尔·塔夫特搬到了新泽西州，并在罗格斯大学任教。不幸的是，赫西不久后就被迫辞职，专心抚养孩子。“在那个年代，女性从事科研工作和抚养孩子是无法兼顾的。现在的情况真是好太多了。”

手持自己婴儿照的赫西·莱文森。© Yad Vashem

后来，她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的职位，负责管理大学先修课程（AP）化学考试。2000年，她回到纽约，加入圣约翰大学，在那里教授化学直至2016年退休。她作为纳粹宣传海报女郎的短暂经历鲜为人知，直到2014年，她访问了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并捐赠了她那张婴儿照的复印件。在采访中，她说道：

“我现在可以笑着谈起这件事，但如果纳粹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就活不到今天……我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感，一种痛快的复仇。”

尽管他让她身处险境，但当被问及她想对拍摄她那张著名照片的摄影师汉斯·巴林说些什么时，赫西回答说：

“我会告诉他，你真有勇气。”

维尔纳·戈德堡（Werner Goldberg）是希特勒的另一位秘密犹太裔代言人，他的早年生活同样充满坎坷。戈德堡于1919年10月3日出生于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犹太血统。他和次年出生的弟弟马丁都在格吕内瓦尔德路德教堂接受了洗礼。事实上，他的父亲阿尔伯特是一位公务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为了融入主流社会并与一位基督徒结婚，他离开了犹太社群，接受了路德教的洗礼。然而，这种转变并未能使他免受纳粹的迫害，因为纳粹将犹太身份更多地视为种族问题，而非宗教信仰问题。希特勒上台后，根据1933年《恢复公务员职业法》，阿尔伯特·戈德堡被免职。该法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

两年后，《纽伦堡法案》确立了基于血统的种族等级制度。任何拥有四位德国或“雅利安”祖父母的人都被视为“德意志血统者”（Deutschblütiger），并享有完整的公民权。那些拥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即拥有一位或两位犹太祖父母——的人被视为“混血儿”（Mischling），字面意思是“混血”，但带有贬义，意为“杂种”。这一分类又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子类别：拥有一位犹太祖父母的人被称为“二级混血儿”（Mischling zweiten Grades），拥有两位犹太祖父母的人被称为“一级混血儿”（Mischling ersten Grades）。虽然这两个类别都不被认为完全属于雅利安人种，但都有资格获得完整的帝国公民权。最后，拥有三位或四位犹太祖父母的人被视为“犹太人”，虽然被视为帝国臣民，但被剥夺了完整的公民权。纽伦堡法案的后续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有关混血儿的规定。例如，9月15日之后，积极信奉犹太教或与犹太人结婚的混血儿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他们的子女也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此外，1935年9月17日之后举行的跨种族婚姻所生的子女，以及1936年7月31日之后非婚生的混血子女，均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

《纽伦堡法案》的种族划分。© My Jewish Learning

作为一名混血儿，年轻的维尔纳·戈德堡从小就饱受欺凌，而他的舅舅加入了纳粹党，并拒绝与家人见面。1935年，16岁的戈德堡辍学，在一家名为Schneller und Schmeider的服装公司当学徒。这家公司的员工构成复杂，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还有混血儿。1938年初，他被强制送入帝国劳动服务队（Reichsarbeitsdienst）服役六个月。该机构旨在为德国青年提供工作，并向他们灌输纳粹意识形态。12月1日，他应征入伍。1939年9月，戈德堡参与了纳粹入侵波兰的战争，与他的儿时好友格哈德·沃尔夫并肩作战。沃尔夫后来成为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他可能曾帮助戈德堡及其父亲免遭国家迫害。入侵后不久，20岁的戈德堡的照片出现在《柏林日报》上，标题是“理想的德国士兵”。尽管他有犹太血统，却拥有典型的雅利安人特征：金发碧眼。这张照片被广泛转载，出现在征兵海报和其他宣传材料上。

与此同时，戈德堡的父亲阿尔伯特处境艰难。他原本身体就不好，如今又被当局剪掉了口粮卡，当局还威胁要将他遣送回东部的劳改营。维尔纳对一位一战老兵遭受如此待遇感到愤慨，于是向上级求助，上级又将他的请求逐级上报。最终，戈德堡的遭遇引起了波茨坦驻军司令埃里希·冯·布罗克多夫-阿勒费尔特（Erich von Brockdorff-Ahlefeldt）将军的注意。将军会见了这位年轻的士兵后，提拔了他，并派他去向有关当局说“安排好一切，让德国士兵得到应有的待遇”。多亏了冯·布罗克多夫-阿勒费尔特将军的干预，阿尔伯特·戈德堡才得以免于被遣送——至少暂时如此。

不幸的是，与赫西·莱文森斯事件不同，这一次纳粹很快就发现了他们这位代言人的犹太血统，维尔纳·戈德堡的照片也迅速被撤下。1940年6月，在德国入侵法国之后，维尔纳·戈德堡根据阿道夫·希特勒4月8日颁布的法令被开除军籍，该法令规定所有一级混血儿都必须从军队中除名。

希特勒秘密命令的副本，该命令要求将所有混血犹太人从国防军中开除。© Museum and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退伍后，戈德堡回到之前的公司，该公司已更名为费奥多尔·施迈德公司，以消除其犹太姓氏施内勒。他在公司迅速晋升，负责军队的制服供应合同。之后，他进入帝国劳动研究委员会（RAFA）学习，在80名学员中，他是仅有的四名通过期末考试的学生之一。随后，他担任RAFA的讲师，甚至还在行业期刊《纺织周刊》（Textilwoche）上发表过关于纺织行业的文章。

但戈德堡一家并非一帆风顺。1942年12月，父亲阿尔伯特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被送入柏林巴伐利亚医院。不久之后，盖世太保突袭了这家医院，并将老戈德堡转移到一家犹太医院。这家医院已被改造成一个中转营，用来关押前往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圣诞前夜，维尔纳勇敢地潜入医院营救父亲，他正确地判断出守卫们要么喝醉了，要么不在岗，要么心不在焉。但到了1943年初，阿尔伯特再次被捕，被关押在罗森大街2-4号，那里曾是犹太人福利办公室。与他关押的还有大约1800名所谓的“特权犹太人”，他们此前享有免于被驱逐的权利——这些人主要是娶了非犹太妻子的犹太丈夫。然而，就在他和被拘留者等待被驱逐期间，第三帝国历史上最非同寻常的事件之一发生了。数百名市民——包括被监禁男子的妻子和像维尔纳·戈德堡这样的其他家属——聚集在罗森大街2-4号门前，高呼“还我们丈夫！”尽管成群的党卫军士兵威胁要当场射杀抗议者，但人群依然坚守阵地，仅在皇家空军轰炸期间短暂散去。正如抗议者之一艾尔莎·霍尔泽（Elsa Holzer）后来回忆的那样：

“我们原以为丈夫会回家，以为他们不会被送去集中营。我们是凭着一腔热血行动的，结果你看发生了什么。如果非要先计算一下抗议是否真能起作用，那你根本就不会去。我们想要表明，我们不愿意就这样让他们被带走。人在危难之际所能做出的事，是永远无法重现的。我天生并不是个斗士。只有在必须如此的时候，我才会成为斗士。我只是做了命运交付给我的事。当我丈夫需要我的保护时，我保护了他……那里总是聚集着一大群人。这并非有组织、有煽动的行为，大家只是单纯地在那里。就和我一样。这正是它美好之处所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尤其考虑到纳粹通常对待异议的方式——罗森大街抗议竟然取得了成功。1943年3月6日，时任柏林大区领袖的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下令，释放了被拘押在罗森大街2-4号的1800名男子，他写道：

“我将命令治安警察，在这个关键时期（即最近斯大林格勒的战败）暂不系统性地继续推进对犹太人的迁移行动。我们宁愿把这件事留给自己，推迟几周再说；届时我们便能更彻底地执行它。”

凭借机智、伪造文件以及些许运气，阿尔伯特与维尔纳·戈德堡父子最终得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是家族直系亲属中唯一活下来的人。但维尔纳·戈德堡远非唯一一个被卷入纳粹种族政治那张奇异而矛盾之网中的德国士兵。

事实上，据估计约有15万名“混血儿”曾在二战期间服役于德国武装部队之中——其中不少人还立下了战功。这些人包括：阿尔诺·施皮茨（Arno Spitz），一名空降伞兵军官，曾三次荣获铁十字勋章；空军上将赫尔穆特·维尔贝格（Helmuth Wilberg）；海军“俾斯麦”号战列舰第一参谋军官、海军指挥官保罗·阿舍（Paul Ascher）；以及军事情报局特工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少校——他曾于1939年大胆营救出拉比梅纳赫姆·施内尔松（Rabbi Menachem Schneerson），即“卢巴维奇拉比”，哈巴德-卢巴维奇运动的领袖。

但或许德国军中最高调的“混血儿”，当属空军元帅、帝国航空部国务秘书埃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米尔希的父亲安东确系犹太人，不过按照犹太教正统教法，血统须由母系传承，因此这本不会使埃哈德本人被认定为犹太人。然而，依据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案》，米尔希的这层父系血统仍使他被划归为“混血儿”，按理说应在希特勒1940年4月8日颁布法令后被逐出军队。但和往常一样，纳粹对于高层显要人物总是格外通融。

早在1935年，时任空军总司令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便下令终止盖世太保对米尔希家族血统的调查，并出具了一份《德意志血统证明书》（Deutschblütigkeitserklärung），正式宣布这位元帅系纯种雅利安人血统。该证明还得到了米尔希之母克拉拉·维特尔（Clara Vetter）一份宣誓证词的佐证，证词声称他的生父实际上并非安东·米尔希（Anton Milch），而是克拉拉的叔父卡尔·布劳尔（Karl Brauer）。这一明显捏造的说辞恰恰揭示出，纳粹意识形态将“种族纯洁”置于压倒一切社会伦理之上的荒谬逻辑——因为这一说法实际上等于承认克拉拉·维特尔不仅犯下通奸之罪，还涉及乱伦。

每当当局觉得有必要绕开《纽伦堡法案》时，“血统证明书”便会被随意发放给形形色色的人物。例如，1937年，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Mohammed Amin al-Husseini）逃离巴勒斯坦，先是定居于法西斯意大利，继而落脚纳粹德国，与轴心国结盟，共同反对英国在中东的统治以及犹太国家的建立。为了在意识形态上自圆其说——让一名阿拉伯人与痴迷种族纯洁的第三帝国结盟——阿道夫·希特勒特地向这位大穆夫提颁发了一份“血统证明书”，声称大穆夫提的蓝眼睛证明他系欧洲十字军的后裔……是的，你没看错。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士兵的种族出身则干脆被直接忽略。例如在东欧地区，武装党卫军曾招募大批外籍志愿者部队——其中不乏被视为“非雅利安”的哥萨克人、土耳其人与波斯尼亚穆斯林——主要用于反游击作战。但并非所有士兵都如此“幸运”，随着战略局势日益崩溃、兵源严重短缺，战争临近尾声之际，纳粹意识形态却愈发凌驾于军事现实逻辑之上，数以千计的“混血儿”及其他“非雅利安”军人被逐出德国武装部队，许多人更被正式认定为纯犹太人，遭流放至劳动营与死亡集中营。夹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些“混血儿”正是纳粹国家内部深刻矛盾的诸多缩影之一。

战后，维尔纳·戈德堡投身政界，加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并于1959年至1979年间在西柏林州议会任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始终是德国统一、民主制度以及改善犹太-基督教关系的坚定倡导者。2004年9月28日，戈德堡在柏林逝世，享年84岁。此前，他曾向历史学家布莱恩·马克·里格（Bryan Mark Rigg）回顾自己的战时经历，留下这样一段话：

“第三帝国教会我最深刻的一课就是：永远、永远不要去追随那些不想要你的人。我，以及许多德国犹太人和‘混血儿’，都曾渴望留在德国，生活在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很难理解，希特勒治下的德意志竟然拒绝了我们、不再想要我们。我们大多数人当时都无法接受这一点。孩子，听我说，在你的人生中，无论是对一个女孩、一位朋友，还是一个组织而言，如果他们不想要你，就不要去追着他们不放。去寻找那些真正接纳你本来面目的人，与那些你乐于与之为伴的人在一起。如果你问我，人生的本质或秘诀是什么——这就是答案，孩子。”

文/Gilles Messier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tamiya2

原文/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25/12/hitlers-ideal-aryans-who-were-actually-jewish-ad-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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