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七，普宁村落了今冬头一场雪。
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枝丫上挂着冰凌，被风一吹，叮当响。
我站在老屋院门外，看见灶屋烟囱里冒着淡青色的烟，心里那根绷了二十多年的弦，忽然松了一下。
她蹲在灶间门口择葱，听见脚步声抬头。
愣了一瞬，扔下葱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拿手背往围裙上蹭了两下，朝我迎过来，嘴唇动了动，说出来的却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就在这时候，村南头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又长又响，像故意说给谁听。
母亲的笑容在嘴角僵了一下，转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没说别的，弯腰拎起我的行李包，侧身让我进门。
那包底沾的雪泥，落在她刚扫干净的门槛上。
01
老屋跟五年前我离开时几乎没有分别。
青砖地面扫得干干净净，靠墙摆着两张红漆圈椅，漆面已经磨成暗哑的木色。
堂屋正中的方桌上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塑料布，边角用别针别住，抻得平整。
墙角立着一个老式暖水瓶，竹壳的，瓶嘴上套着个红色塑料盖，是八十年代供销社卖的那种。
母亲弯腰把暖水瓶提起来，往搪瓷杯里倒了大半杯热水，递到我手里：“先暖暖手。”
我接过杯子，指尖碰着她粗糙的掌心。她的手比五年前又枯了些，指节粗大，虎口开裂，像一张揉皱又摊开的旧纸。
“你爸在里屋。”她声音不高，目光朝东屋方向扫了一下，“从昨儿个夜里就开始翻来覆去，天没亮就起了，把院子扫了三遍。”
我没说话，端着搪瓷杯推开里屋门。
父亲坐在床沿上，膝盖上搭着一件旧军大衣，正低着头往烟袋锅里碾碎烟叶，动作很慢，指腹一下一下碾着，像把什么心事也一并揉碎了。
听见门响，他抬起头来。
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没说话，又低下头去继续装他的烟。
过了好一会儿，才闷声问了一句：“路上好走？”
“好走，高速没堵。”
他“嗯”了一声，把烟袋点上，抽了两口。
烟雾从他嘴里缓缓冒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打着旋儿，从窗户缝里钻出去。
我注意到他两鬓的白发比五年前多了许多，原先只是一层霜花，如今已经白了大半。
额头上又添了两道皱纹，深深的，像用刀刻的，一路从眉心延伸到两鬓。
沉默在屋子里蔓延了一会儿。
母亲端着切好的萝卜进来，放在桌上，看着我欲言又止。
末了，她还是开了口：“永健啊，你二叔家宇轩今年也回来了。”
我“嗯”了一声，示意她继续说。
她把萝卜一片片码进搪瓷盆里，低着头像是在斟酌措辞：“他家新楼去年盖好的，三层半，顶楼还做了个琉璃瓦顶，可气派了。宇轩在县里包工程，听说接了好几个大活，县委书记都跟他握过手。”母亲说完，飞快地看了我一眼。
“你二叔前两日在村口说，宇轩这回是真正闯出来了。”她顿了顿，“还问起你呢。”我问她怎么说的，母亲笑了笑，把搪瓷盆推到灶台边，背对着我说：“我说你在京城上班，挺好的。”她停了一下，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轻声补了一句，“他就没再问了。”
父亲在东屋猛吸了一口烟，隔着一道墙，我听见他重重地咳了两声。那咳嗽声听着不像受凉了，倒像堵着一口什么陈年的浊气，怎么都咳不痛快。
晚饭端上桌。
母亲做了四个菜，一盘酸菜炖粉条、一盘大葱炒鸡蛋、一碗土豆丝、一碟腌萝卜。
没有肉，老屋的日常就是这样。
她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你回来得急，家里没备什么好吃的。明天让你爸去镇上割两斤肉，割那种五花三层的新鲜好肉。”我说不用麻烦，这些挺好，我打小就爱吃这些。
母亲不再说什么，替我盛了满满一碗苞米茬子粥，压了又压，碗沿堆起小山尖。
父亲吃饭极快，几乎是三口两口扒拉完。
他放下碗时筷子在碗沿上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他张了张嘴，像要说些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
起身时他把椅子往桌下推了推，走到房门口停下脚步，背对我轻声说了一句：“明天赶集去，你妈给你做红烧肉。”
声音不大，说完就掀帘子出去了。
夜里我躺在东屋的土炕上。
炕烧得热乎，铺着新换的床单，还透着一股淡淡的皂角味。
我盯着屋顶那根乌黑的房梁看了许久，梁上结了厚厚的黑垢，是几十年烟熏火燎积攒下来的。
我记得小时候房梁上吊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母亲做的干粮，防老鼠。
那竹篮的位置换了又换，后来干脆摘了。
窗外的风呜呜响着，卷着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的。
我翻了个身，听见隔壁传来母亲压低的声音：“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孩子大老远回来，你倒好，一句整话都不给。”
“话都叫你说了，我再插嘴算什么？”父亲的声音闷闷的。
“你呀……”母亲叹了一声，那一声叹得极长极沉。
片刻后她又开口，声音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话：“这一回，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往年哪次过年他说回来不就回来了，今年拖着腊月二十几才动身不说，电话里听着声音也不太对。你说他在京城上得好好的，怎么忽然就肯回来过年了，我心里头总觉得……”
“五大三粗的儿子回来了就行。”父亲打断她，声音硬邦邦地丢过去，“你操那些没用的心干啥？”
灯灭了。黑暗从四面涌上来，只有窗外的雪还在下。
我睁着眼，躺在炕上想了很久。这一夜，隔壁的咳嗽声隔着一道墙，一阵接一阵的，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锉着我后半夜的睡意。
02
第二天一早，母亲真打发父亲去镇上割肉了。
父亲骑他那辆老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个竹筐。
临出门前他在车棚里站了一会儿，慢慢弯下腰系紧了鞋带，又把棉袄领子竖起来。
他没跟我说话，也没招呼我，一个人推着车出了院子。
我在门口站了片刻，看见他骑上车，背微微佝偻着，两腿踩踏板时膝盖往外撇了一下，那是上了年纪、关节开始吃不住力的征兆。
我转身去了村西头老槐树下面转悠。
村道比五年前宽了些，铺上了水泥路面，总算雨天不再泥泞得拔不出脚。
但路两边还是那些老房子，瓦房居多，砖墙被风雨剥蚀得斑驳。
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们大多认得我，远远地点个头，目光里透着一股客气又疏离的打量。
走到村南头时，一座崭新的三层小楼赫然立在路边，外立面贴满亮晃晃的白瓷砖，檐口镶着金色琉璃瓦，在灰蒙蒙的冬日里显得格外扎眼。
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身锃亮，漆面映着雪光，车头那四个圈的标志挺醒目。
院子大门敞着，里面传出人说话的声音。
“哎哟，这不是永健堂哥嘛！”
声音从院里传出来，又高又亮。
紧接着一个穿着藏青色呢子大衣、身形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从门里走出来，脚上的棕色尖头皮鞋踩在雪地上，嘎吱作响。
梁宇轩在那辆黑轿车跟前站定，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懒洋洋地捋了捋头发，看着我笑得眉眼弯弯：“哥，你回村探亲来了？啥时候到的？也不言语一声，我好给你接风洗尘。”
我说昨儿到了，回来看看爸妈。
“哥，不是我说你，你那单位不忙吧？咋也能拖到年根才回来？要我说啊，趁早跟领导说说，调回来得了。你看你现在，也该顾顾家了。”他拍了拍车顶，发出沉闷的声响，“这车咋样？去年新换的，落地四十几万。开着还挺顺手。你在京城天天挤地铁吧？哎呀，咱这儿的日头比京城养人。你看看你，咋这几年瞧着显老了？”
梁宇轩一只手扶着车顶，眼睛在我身上来回打量了几遍，目光最后落在我那双旧棉鞋上，停了一瞬，眉头微不可察地扬了扬，嘴角那弧度又往上翘了几分。
他拍了拍车顶，把那辆黑轿车的引擎盖拍得闷响：“哥，这大冷天的，你跑出来也不套件厚实的衣裳？来来来，先进屋坐会儿，喝口热茶。”
二婶从楼里迎出来，站在台阶上朝我点了点头，笑着，却也没多招呼。梁宇轩又开了口，很随意地笑着：“我妈这人，就是腼腆。哥别见外啊。”
我提着半包点心走进他家堂屋，那客厅宽敞亮堂得很，大理石地面能照出人影来，沙发是棕色皮面的，比我家整个堂屋都气派。
梁宇轩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拿手机打了个电话，吩咐人去泡好茶。
他挂断电话，把手机往茶几上一放：“哥，说真的，你那个单位到底啥情况？这过年了，连个福利都不发的？我听二婶说你每年都忙得很，过年也不定能回来，就你那单位，能有啥忙的？”
他忽然压低嗓子：“哥，你跟我说句实在话，是不是在外面混得不大如意？要是真不得志，你回来跟我干得了。我手底下正缺个管账的，你说你一个大学生，总比那些初中毕业的强。工资我给你开，保底八千，干得好年底还有分红。”他往沙发靠背上一仰，翘起的二郎腿晃了晃，“你比我多读了那么多年书，到头来不还是……”
二婶端了茶出来，递到我手里，顺嘴接了一句：“他堂哥在京城是当干部的，哪能跟你这做买卖的比。”语气平平的，却也听不出多少善意。
我接茶道了谢，低头喝了一口，没接话。
梁宇轩见他妈这么说，笑了笑，也不深究，又把话题绕到他自己的生意上。
他讲去年接了一段县城外环道路的工程，还讲他跟县里哪个领导吃过饭，哪条街上新开的楼盘开发商是他拜把子兄弟。
那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院门口路过的人也能听见。
他越说越亢奋，嗓门渐渐大了起来，像要把堂屋的屋顶都掀开。
灰白的日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那地板砖上，地砖亮得刺眼，里面映着一个穿着旧棉衣、沉默地坐在棕色大沙发里的身影。
屋里的暖气烧得很足，烘得人脸发烫。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
梁宇轩送到门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哥，住老屋里冷得很，要不搬这儿来住得了。反正地方大，空着也是空着。”
我摇摇头。
他那只手在我的旧棉袄肩头停了一下，拍了拍，收回去的时候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对了哥，初三晌午我家摆年酒，到时候你和我大伯他们都过来吧。记着啊，不用随礼，人来就行。”他说完这最后一句，像是心满意足似的，双手拢进裤兜里，踩着那双尖头皮鞋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门廊后。
我走在回去的路上，路过村口小卖部，听见老板娘正在跟人唠嗑：“你说老冯家那大儿子？在京城待了大半辈子，回来看着倒像个退休老干部，穿得也寒碜，还是老样子。”小卖部门口蹲着几个晒太阳的老汉，其中一个吐了一口痰，用粗糙的嗓音应和道：“人各有命嘛，读书多也不见得就飞黄腾达。”
我没停步，低着头从门口走了过去。
回到家时，父亲已经从镇上割了肉回来。
案板上躺着一块五花三层的新鲜猪肉，母亲正在细心地刮着猪皮上的残毛。
见我进门，她抬了抬头：“去哪儿了？到处没找见你。”
“去村南头转了转，碰见宇轩了。”
母亲手上动作顿了顿，没接话。
她把刮好的肉翻了个面，拿刀背轻轻拍了几下，才说：“他是不是又跟你说那些有的没的？”她叹了口气：“他从小就那个性子，说话嘴上没个把门的，你比他大，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没往心里去。”
母亲没再说话。
她低着头，一下一下地切着案板上的肉。
刀刃碰着砧板，发出沉重而有节奏的声响。
刀口落在肉块上，切得极细，几乎透明，像把心里那些盘根错节的旧结也一并细细剖开。
阳光从窗缝漏进来，照亮了她鬓角那几缕白发。
03
除夕那天，母亲从早上一直忙到天黑。
红烧肉炖上了，酸菜炒粉条出了锅，又拌了两碟凉菜，还把藏了大半年的那瓶好酒找了出来，用热水瓶盖子倒了半瓶，说先温上。
她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高兴。
老屋已经好几年没正经热闹过了。
下午三点多，梁宇轩带着曹玉婉和儿子登了门。
曹玉婉进门时把一箱特仑苏搁在方桌脚边，笑着喊了一声“大伯、大妈”，又转头朝我点了一下头，就不再吭声，站到旁边刷手机去了。
梁宇轩则在堂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老屋的墙面和窗框，嘴里发出啧啧的声响：“大伯，你们这房子住着不冷吗？这墙都透风吧？回头我找人来给你们重新拾掇拾掇，反正我那工地边角料多的是。”
父亲坐在圈椅上，两手搭在膝盖上，说了一句：“不用费那劲了，住习惯了。”
梁宇轩笑了一声：“哎呀大伯，跟我还客气啥，咱都是一家人。”他拍拍我的肩，“哥，你说是不是？回头一块儿弄了，也花不了几个钱。”
我没接话，起身给他倒了杯茶。
他也不推让，接过来喝了一口，把茶杯搁在桌上，转了话音，忽然提高了些：“对了哥，你听说了没有？咱省里听说要换书记了。说是从京城空降来一个。你知道啥内幕不？”他这话一出口，屋里安静了一瞬。
父亲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目光微微抬起，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
“我在京城就是个普通公职人员。”我平静地说，“省里的事情，我不太清楚。”
梁宇轩似乎觉得这个答案正中他下怀，便往椅背上一靠，翘起二郎腿：“我就说你消息不灵通吧。不过这种大事，你级别不到，确实打听不着。”他顿了顿，压低嗓子，带着一种故弄玄虚的意味，“我前阵子去省城投标，跟几个老板吃饭，听他们提了一句，说新来的这位以前是在部委工作的，特年轻有为，不到五十就当上省委书记了。”
我父亲低下头，闷声喝了一口热茶，茶杯里的水面轻轻晃了一下。他放下茶杯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端杯子的手很稳。
梁宇轩临走时，在院门口站定了，回头看了看老屋的院墙，又看了看远处自家那栋贴满瓷砖的三层小楼，带着几分感慨：“大伯，老屋该翻新了。你看我家那楼，去年弄的，才花了百八十万。哥要是手头紧，我这个侄儿可以垫上。”他说完笑了笑，钻进车里，发动引擎，像一只骄傲的公鸡，用喇叭声跟半个村子打了招呼。
那辆黑色轿车碾着雪泥走远了。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那车尾灯消失在村道拐角处，身后传来父亲的声音：“进屋吃饭吧。菜要凉了。”
年夜饭摆了一桌，四个人围坐着，屋里弥漫着饭菜的热气和暖意。
红烧肉色泽红亮，肥瘦相间，夹一筷子放到嘴里，肥肉入口即化，瘦肉不老不柴。
母亲的手艺还是老样子。
父亲话不多，只闷头吃饭。
吃到一半，他忽然放下筷子，拿起酒瓶给我面前的杯子倒满酒，又给他自己倒了一杯，端起来轻轻碰了一下我搁在桌上的杯沿，声音低沉：“过年了，咱爷俩喝一个。”
这一句话，他说得很平淡，像说一个平日里重复了无数遍的小事。
我一口气把酒干了，喉头烧得滚烫。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徐徐饮下，放下杯子时，那双粗糙的手在桌面上一握。
没有再说别的。
母亲坐在旁边吃菜，眼睛却时不时往我们这边瞟，像是有什么心事，又不想打扰这一顿饭的安宁。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谁家孩子等不及，先放了两挂小鞭过瘾。
五光十色的烟花在东边天际炸开，照亮了老屋的窗户。
电视机开着，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演到了歌舞节目，声音被母亲拧得很低，几乎听不清唱的什么。
九点多的时候，父亲先放下碗筷，说年纪大了熬不住，便回屋睡了。
我坐在灶台边帮母亲洗碗。
热水里泡着盘子，她一个一个地洗着，水花溅起，落在那双被日子磨得粗砺的手背上。
她忽然说了一句：“永健，你那个单位……怎么说的来？档案管理？”
“嗯。”
“那你跟妈说实话，”她压低声音，眼睛仍旧看着手里的碗底，“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你到年根才回来，电话也少，是不是……工作上不太顺？”
我把碗接过来，用干布擦了，放回碗柜里。
“没有的事，就是年前事多，忙。”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像要辨别这话里掺了多少水分，终究没有再问。
那晚的雪下到后半夜才停。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踏实。
04
大年初一一早，鞭炮声把我吵醒了。
母亲起得比我还早，已经把饺子包好了，案板上整整齐齐排着两行白生生的月牙。
韭菜鸡蛋馅的，还特意调了一碗蒜汁。
我刚吃上第一个，梁宇轩打电话过来了，说自己已经到县城给领导拜过年了，正在回来的路上，问我们要不要去他家吃午饭。
母亲对着电话婉拒了，说家里饺子下了锅，走不开。
挂断电话后，母亲叹了口气，手里揉着一块面团，低声道：“你二叔昨天晚上过来说，宇轩初三摆年酒，请了县里不少人，让咱们全家务必都过去。”
父亲坐在门槛上，不紧不慢地卷烟叶：“他摆他的年酒，跟咱们有啥关系？”
“你二哥说，咱们家不去，显得不给他面子，毕竟他是亲叔。亲戚邻里都看着呢。”
父亲扯了一截报纸条，把烟叶卷起来，抿了抿封口：“行，去就去，吃顿饭的功夫。”
初二傍晚，我去村口小店买牙膏，碰见了梁宇轩的丈人曹广福——他在县里做建材生意，也是个场面上的人。
他正站在路旁跟人谈话，见了我，客气地点了点头：“是永健吧？听宇轩说你回来了。在京城哪个单位来着？”我说了一个单位名字，他“哦”了一声，就没再接话。
梁宇轩正好从里头提着一箱酒出来，见我们站在路边说话，接过话头：“老丈人，我哥这人低调得很，在京城那单位，连个正经名号都不好意思说。我都劝他回来跟我干了，他还倔。”他哈哈大笑起来，拍了拍那箱酒，“行了哥，初三晌午，我那院里摆八桌，我叫了县城好多朋友，你也来，认认人。”
他走后，我站在路灯下，踩着地上薄薄的雪，忽然觉着有些好笑。
初三那天，太阳出来了，雪化了大半。
二叔家院门口挂了两串大红鞭炮，噼里啪啦放了一通，红色碎纸皮飞溅了满地。
院里的八张圆桌全坐满了人，堂屋还开了两桌。
村里的长辈、梁宇轩在县城结交的朋友、几个开工程车的包工头、还有两个穿着夹克衫看着像公家的人。
我带着父亲母亲落了座。
二叔特意把我安排在靠边的一桌，同桌坐的是几个我不太认识的年轻人，看穿着打扮，大约是梁宇轩生意场上的人。
桌上摆着茅台，中华烟拆了满桌，酒菜流水一样往上端。
梁宇轩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带着人四处敬酒，红光满面。
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举着杯子站起来，声音洪亮：“梁总，今年县里那条省道改建工程，听说标段都拿下来了？恭喜恭喜！这个项目干下来，赚这个数吧？”那人伸出五个手指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满桌人都哄笑起来，纷纷举杯。
梁宇轩笑着摆手：“嗌，话不能这么说。那是县领导抬举，给我个机会为家乡建设出份力。”他不忘笑着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我低头吃菜，只当没看见。父亲坐在我旁边，自顾自夹着花生米，动作不紧不慢。
酒过三巡，梁宇轩端着酒杯走到我们这一桌来，满面红光，步子已经有些微踉跄，眼神却亮得惊人。
他先敬了父亲一杯，又转向我，杯口微倾，酒液在杯里晃了晃。
他开口时舌头有点大，声音却压低了：“哥，今儿兄弟开心，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拿手背擦了擦嘴角的酒渍，“咱俩从小一块儿光屁股长大，一起在村口那河里摸过鱼，一起偷过二大爷家的枣，你说咱俩这感情，我说这些不是为别的，就是替你着急啊。”
他伸手拍拍我的肩，力道不小：“你看看你，二十来岁就考出去了，那时候村里谁不羡慕你们家？我叔和我婶多扬眉吐气啊。可这些年过去了，你在京城待了半辈子，混来混去，混到啥了？”他环顾一圈，声音不大，却在嘈杂的酒席间清晰地传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你看看你穿的这衣裳、这鞋，再看看你爹你妈过的这日子，你心里就不愧得慌？”
满桌的嘈杂声低了下去。
二叔家的堂屋里，一阵突兀的安静席开来。
坐在近处的几个客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有人端起酒杯假装喝水，有人低头夹菜，筷子碰着碗沿发出细碎的声响。
父亲握着酒杯的手停着一动不动。
梁宇轩似乎没注意到气氛的变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端起来碰了碰我面前那杯没动过的酒：“哥，别怪兄弟说话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一说一。你是咱家第一个大学生，当年念书念到头一名，可如今呢？你那套书生气在京城混不开的。”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怜悯的叹息，“在外头混不好，就回来呗。兄弟这儿虽然不是啥大富大贵，给你口饭吃还是有能力的。”
我父亲拿筷子的手紧了紧，指节泛白了几瞬，又松开。
他放下筷子，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点燃。
烟雾从他鼻子喷出来，他闭了闭眼，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父亲把那根点燃的烟摁在烟灰缸里，站起了身。
他站了起来，椅子腿蹭着地面，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
父亲看着梁宇轩，声音不大不小，带着一股沉沉的凉意：“我儿子是吃公家饭的。你在县城包工程，认识的人多，门路广，他比不上你，但他不偷不抢，凭本事吃饭，堂堂正正。你混得好，那是你的本事。他混得再不如你，也没伸手管你要过一口饭。”
梁宇轩愣了愣，脸色有些尴尬，旋即又堆出笑：“大伯，我这不也是替哥着想嘛……”
父亲没有接话，转身往外走。
我站起来，看了梁宇轩一眼，他的目光躲闪了一下，又强撑着和我对视，嘴角勉强笑着：“哥，我这不是喝多了嘛，你别往心里去。”
“没往心里去。”我说。
起身跟了出去。
走到院子里，我看见父亲站在墙根底下，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起伏。
我走到他身后，张了张嘴。
父亲说：“你妈那回做手术，从他家回来，”他声音不高不低，平静得不像在说自己的事，“兜里揣着五百块钱。嗐，不是钱的事。”
他顿了顿，没有回头，仿佛在对墙说：“回去吃饭吧。”他说完便迈开步子，但那步子有些僵，像是膝盖被冻住了似的迈不利索。
我站在原地，看着父亲那件旧棉袄的背影一步一步穿过院门，午后的阳光落在他灰白的头发上。
那件棉袄的肩膀处有一小块不一样颜色的布，打了补丁，补得很仔细。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那疼痛很真切。
05
老屋的门槛上，父亲坐在那里抽烟。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
父子俩沉默了很久。
空气里只有远处二叔家传来的劝酒声和笑闹声。
一根烟抽完，父亲把烟屁股在鞋底碾灭，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你明年，能不能想法子调回来？”
我没答话。
父亲又说：“不是说让你回来照顾我们。你妈身体不大好，胃上的老毛病，前阵子去镇上卫生院查了，大夫说得去大医院再仔细查查。”他顿了顿，“我跟她说了，等年后再说。她说别麻烦你，你在京城有工作。”
他用粗糙的手掌抹了一下脸，声音低了下去：“我不怕别的。我老了，没几年好活了。我就怕你妈这身子骨，等不到你……”
“爸。”
我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发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这次调回来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工作的事已经定了。年后就去报到。”
父亲愣了一瞬，转过头来看我，眼里有一种复杂的神色，像是不确信，又像在辨认什么。他张了张嘴：“定了？”
“定了。”
他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追问调回来是在哪个单位、什么职务。
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把烟袋别回腰间，声音有些发嗡：“定了就好。定了就好。”
他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回过头来：“你妈还不知道？”我说还没告诉她，等过两日再说。
父亲背着手站了一会儿，点了点头：“那先不告诉她。等年过完了，你正式上班再讲，免得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堂屋里母亲正在收拾饭桌。见我们进来，抬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问，只说了句：“饭还热着，再吃点吧。”
父亲摆了摆手，走进里屋。
我坐在堂屋里，母亲坐到我对面，看着我犹豫了片刻，轻声开口：“你说实话，这次调动，是不是你二叔他们给你气受了？”她顿了顿，“我见你爸这两日脸色一直不大对。”
我说真没事，就是想着往老家调一调，也好离得近些照顾你们。
母亲看了我好一会儿，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像小时候试探我有没有发烧那样。她的手心粗糙而温暖，带着一股油烟和肥皂混合的气味。
“妈，”我说，“初三已经过了，初五我就得动身。”
“这么快？”她猛地收回手，“你不是说过了十五才走嘛？”
“工作需要。”我说，“等安顿好了，我再回来接你们去住几天。”
母亲的嘴唇动了动，到底什么也没再多说。
她起身收拾碗筷，背影在灯下微微佝偻，像一个被时光压弯的纸片人。
她洗着洗着碗，忽然停下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又拿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很快又弯下腰去。
那天夜里，我听见母亲在隔壁跟父亲说话：“你说永健调回来，是平调还是……”声音太低，后面的字听不清了。
父亲闷声回了一句什么，母亲就没再问了。
后来灯灭了。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把窗帘吹得一鼓一鼓的。我躺在炕上，看着窗外那轮又大又白的月亮，久久没有合眼。
06
初四的早上，我是被窗外一排车轮声吵醒的。
天刚蒙蒙亮。
从老屋窗口望出去，村道上一溜黑色轿车，一辆接一辆，像一条无声的长龙，从村口老槐树底下一直排到二叔家院墙外，车灯还在雾里亮着暖黄的光。
院门外站着几个人影，压着嗓子说话，时不时朝老屋这边张望一下。
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站在堂屋门口，看着院墙外那排车，看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像数了数那车的数目，却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回身把搪瓷缸搁在桌上，慢慢理了理自己那件旧棉袄的领子。
我穿好衣裳走出屋，院门口一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快步迎上来。
那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透着一种常年身居上位的干练气度，正是早年我还在基层时带过的秘书贾新。
贾新走到离我两三步远的位置站定，微微欠了欠身，压低嗓音：“冯书记，市里、县里的同志一大早就到了。我没让他们进村，怕扰着老人。您看是不是……”
我把棉袄扣子一粒一粒扣好：“都到了多久了？”
“不到六点就到了。”贾新轻声补了一句，“村口那台车是市委办的，五点四十就到了。怕鸣笛惊着您，他们停在外面没敢动。”
我沉默了一瞬：“让人先散了，太兴师动众了。我去跟市里的同志见个面，见了面就让他们回去。都在村口等着算怎么回事。”
贾新领命而去。
我回头看了一眼老屋，母亲正在灶间忙碌，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
她似乎也觉察到了院子外面的动静，隔着窗户往外看了一眼，手下一顿，但没出来问。
我往外走，院门口那条村道两侧，已经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人。
有端着饭碗的，有怀里抱着孩子的，还有穿着棉袄裹着围巾匆匆赶来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老屋的方向。
我一脚踩在门前的雪泥上，裤腿溅了几个泥点子，也没顾上擦。
村口老槐树底下，站了一群人。
为首的是市委书记，姓孙，我前几年在省里开会时见过。
他五十来岁，身量不高，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大冷天连大衣扣子都系得端正。
远远看见我走出来，几步迎上来，隔着老远就伸出了双手，步子迈得又大又急，走到近前时声音里带着一股克制不住的热切：“冯书记！您回省里上任，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好早做安排啊！这要是有什么接待不周的地方，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他两只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力度恰到好处，又热忱又恭敬。
身后跟着的几个人也纷纷上前，脸上全都堆着恰到好处的笑容，挨个自我介绍。
县长说：“冯书记，您看您回来过年，我们直到今早才得到消息，实在太失职了。”副县长的笑容就有些僵硬：“冯书记，您住这老屋，这条件太艰苦了。我们在县里给你安排了住处，条件虽比不上京城，总比这老屋暖和。”
我还没开口，孙书记已经接过了话茬，语气带笑却不容置疑：“老屋怎么啦？冯书记这是回家，住老屋天经地义。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嘛！”他转过身来，笑容收敛了些，压低声音问，“冯书记，您看，村里条件有限，中午是不是安排到县里吃个工作餐？我们向您汇报一下今年的工作思路。”他这话说得很自然，滴水不漏。
“不麻烦了。”我摆摆手，“中午家里已经备好饭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各村口这么堵着影响老百姓出行。都先回吧。”孙书记还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咽了回去。
他是个明白人，知道这时候不能硬劝。
他笑着点头：“那冯书记您先忙，我们先撤，改日再到省里汇报工作。”他带着一群人朝车队走去。
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既有敬畏，也有几分藏不住的意外。
他大约没想到，新任省委书记回乡过年，睡的是土炕，穿的是旧棉袄。
回到院里时，母亲已经站在灶房门口了。
她愣愣地看着我，手里的锅铲悬在半空，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挤出一句：“永健……外头那些人……是来找你的？”
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锅铲，把灶火拨旺了些：“妈，锅里炖什么了？糊了要。”
“我问你话呢！”母亲拽住我的袖子，她的手在发抖，“那些人是哪儿的？”
“市里的领导。”我说，“我调回省里来了，他们知道了，过来看看。”
“调回省里，市里领导来看你？”母亲有些懵，又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踌躇了一下才问，“那你……你调回来是……”
我低头翻了翻锅里的菜：“组织上已经定了，我去省委上班。”
母亲的手松开了，整个人像被定在原地一样站了半晌。
她慢慢退了一步，靠着灶台，拿手背擦了擦眼角，喃喃自语：“我就说……我就说……这趟回来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她说着说着就笑起来，笑着笑着又抹了一下眼睛。
她把围裙解下来，叠了叠，又抖开，像是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才好。
末了她转身走进里屋，隔着门帘隐隐传来她颤抖的声音：“老冯……咱们儿子，调回省里了……咱们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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