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腊月二十八，雪粒子裹着风往脖子里灌。
我正往五金店门板上挂锁，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一看，一个穿旧军大衣的男人站在屋檐底下，脸冻得发青，胡子拉碴，手里攥着个塑料膜裹着的东西。
他张了张嘴，声音哑得厉害：“老李，能借我点钱不？孩子开学急用。”
我盯着他看了半天，才认出来。
这是宋良。
十五年前厂里那个写春联能引来半条街围观的才子宋良。
我拉他进屋，他把手里那东西放在柜台上，推到我面前。
塑料膜磨得发毛，里面是一幅卷轴。我慢慢展开，看到那些字的一瞬间，鼻子猛地一酸，手僵在了半空。
01
1993年的春天，梁州纺织厂的玉兰花开了满树。
食堂里闹哄哄的，七八个人围着一张桌子起哄。
宋良站在中间，刚拿了厂里书法比赛第一名，奖品是一支英雄牌钢笔。
厂长当场拍板，说这字挂办公室，谁也不许摘。
我挤过去拍他肩膀：“请客！”
宋良笑呵呵地把钢笔别在上衣口袋里，说晚上厂门口老马面馆，一人一碗大肉面。
那天他真请了，六七个工友，一人一碗面加俩卤蛋。
他自己没舍得加蛋。
面吃到一半，他忽然凑过来压低嗓子：“老李，我看上个人。”
我筷子一顿：“谁啊？”
“质检车间的，蔡玉娥。”
我一口面汤差点呛进气管里。
蔡玉娥？
全厂谁不知道蔡玉娥？
那是厂里公认的一枝花，一米六八的个子，皮肤白净，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追她的人排着队，光我听说过的就有供销科的朱鹏、车间主任的外甥，还有个家里开厂的小老板，每个礼拜都往厂门口送花。
我放下筷子认真看他：“你认真的？”
宋良点头。他眼睛里有那种光，我后来很多年都记得。像是攒了一辈子的话终于找到人说了。
“你凭啥追她？”我问。
他没回答，闷头喝了口面汤，忽然说：“老李，你说我要是给姑娘写首诗，她会不会觉得我酸？”
我被问住了，只好说：“等写了再讲吧。”
那阵子宋良跟丢了魂似的。
白天在宣传科抄材料，钢笔字写得比印刷的还齐整，可一坐下来就发呆。
有回他给厂长写讲话稿，写到一半纸上冒出来一句“玉娥如玉”，把旁边的郑会计看得老脸一红，赶紧给撕了重写。
他自己也急。
下了班蹲在我宿舍里唉声叹气，说打听过了，蔡玉娥家是纺织厂的家属院，她妈罗念娣是个厉害角色，在街道办管计划生育的。
她爸老蔡前年脑血栓半瘫在床上，家里全靠她妈和她撑着，还有个弟弟在念高中，成绩好得很，说是要考大学。
“这家底可不薄。”我提醒他。
宋良没接话，翻来覆去看我床头那本破旧的《唐诗三百首》，忽然问：“你说我写词好还是写诗好？”
“写什么？”我愣了。
他又不说话了。
一周后他来找我，说下班后陪他上趟市里。
我问他干嘛，他说去买纸。
宋良挑纸讲究得很，在文具店里翻来翻去，最后选中一卷洒金红宣，又配了副黄铜轴头。
掏钱的时候我看见他钱包里只剩几张毛票，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轴头买了。
回厂的路上他一直护着那卷纸，像抱着个什么稀罕宝贝。我问他到底要干啥，他只笑不答。
又过了三四天。
有天傍晚我刚从车间出来，见宋良蹲在厂门口马路牙子上等我。
他眼睛熬得通红，眼底全是血丝，下巴上胡茬冒出来一茬，但精神头却亢奋得不行。
他小心地展开手里一个长条纸卷：“你瞅瞅。”
暮色里，我展开那幅字。
洒金红宣纸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工整得像印出来的。
是一首词。
说的是一个男人在厂门口第一回看见心上人、整个人就挪不开步的事，字里行间全是捧在手心里的小心翼翼。
我字认得全，可那些词句组合在一起，我竟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我抬头看他，嗓子眼像堵了什么东西。
“能行不？”他紧张地盯着我。
我把卷轴还给他：“我看着都动心。就看她了。”
那年宋良二十五岁，以为自己的一笔好字能抵过世间所有的难处。
02
宋良是趁着午休把卷轴送到质检车间的。
他不敢直接递给蔡玉娥，托了车间一个女工转交。
那女工也是个爱看热闹的，卷轴送到蔡玉娥手上不到一个钟头，半个厂都知道了，“才子给厂花递情书了”。
我那天正好去质检车间送东西，刚到门口就被几个女工拉住：“李宇轩，你那个兄弟可太厉害了，昨晚上连夜写了一宿，你看把玉娥看得，脸都红了。”
我隔着窗户往里瞧。
蔡玉娥坐在工作台前，面前铺着那幅卷轴，正歪着头看。
午后的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纸上，洒金红宣映得她脸颊上了一层淡淡的暖色。
她看得很慢，像是每个字都要读过去，嘴角带着一丝说不清的笑，说不上动心，但也不讨厌。
有女工故意逗她：“玉娥，这可是人家宋干事熬了几个通宵写的。你到底给个啥说法呗？”
蔡玉娥把卷轴慢慢卷起来，塞回那截黄铜轴里。她低着头想了一会，说：“我拿回去看看再说。”
那天晚上，我拉着宋良去厂门口喝酒等他消息。
他坐立不安地灌了半瓶酒，到了八点多，蔡玉娥没来。
九点多，还是没来。
宋良开始慌了，一遍遍问我：“她是不是觉得我写得不好？”
“她要是觉得不好，当场就还回来了。”我说，“你有点耐心。”
宋良低头搓着手里的烟盒，不说话了。
快到十点的时候，他忽然把烟盒一攥，站起来就要往纺织厂家属院方向走。
我一把拽住他：“你不要命了？你一个大男人，晚上十点跑人姑娘家门口等着，别人怎么想？”
他红着眼睛站了半晌，又颓然坐下。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车间操作机器，胳膊被人拽了一把。转头一看，是蔡玉娥车间那个女工，一脸惊慌：“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原来昨晚蔡玉娥回家，把卷轴带回去看，被她妈罗念娣发现了。
罗念娣展开看了一遍，鼻子里哼了一声：“几个毛笔字就想骗我闺女，穷书生能当饭吃？”当场就要往垃圾篓里扔。
蔡玉娥死死护住，跟她妈大吵了一架。
“她妈放话了，说宋良要啥没啥，门都没有。”女工凑过来压低声音，“不过我看玉娥这回是真动心了，长这么大她没跟她妈这么顶过嘴。”
我听完脑子嗡嗡响，赶紧跑到宣传科找宋良。宋良倒很平静，正在一笔一笔地誊一份材料。
“你知道了？”我打量他脸色，“你打算怎么办？”
他放下笔，抬头看我：“老李，她说她喜欢那幅字。”
就这一句话，他把所有要说的都说了。
果然，隔了一天，蔡玉娥自己来找宋良了。那天下着小雨，她打着一把红伞站在宣传科屋檐底下，大声喊：“宋干事！你那幅字我裱不裱？”
宋良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我陪你去裱！”
蔡玉娥笑了，撑着伞站在雨里，笑得眉眼弯弯。
我看见宋良几乎是连滚带爬跑下楼，跑到一半想起忘了锁门，又折回去锁了门。
跑到蔡玉娥跟前时，他已经涨得满脸通红。
蔡玉娥把伞往他那边偏了偏，两个人并肩走进雨幕里。
我站在楼上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莫名地冒出一股不安，说不清是为什么。
03
宋良和蔡玉娥好上了。
整个梁州纺织厂都炸了锅。
有人感慨才子佳人，有人等着看笑话，最多的说法是“蔡玉娥脑子进水了”。
朱鹏的反应最直接，在食堂拍了桌子，说了一句“好白菜都让猪拱了”，然后端着盘子走了。
宋良倒不在乎别人说啥。
天天下了班就在厂门口等着，接蔡玉娥下班。
俩人沿着厂区围墙外那条白杨道走一圈又一圈，也不干啥，就说话、笑。
有一回我远远看见，宋良不知道说了句什么，蔡玉娥追着他打，他绕着树跑，跑得裤子被树枝刮了个口子，还笑盈盈的。
那模样不像二十五岁的人，像十八九岁刚开窍的小伙子。
国庆节前后，宋良忽然找我喝酒。就我们俩，在厂门外那家老马面馆。
他给我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郑重其事地举起来：“老李，我准备跟她把事定下来。”
我放下筷子：“怎么个定法？”
“去她家提亲。”
我沉默了。
脑海中浮出那个名字：罗念娣，能在厂里当街道办妇女主任的人，心思深得很。
蔡玉娥追的人多，那些条件比宋良好多少倍的，罗念娣都看不上眼，是真的想让女儿攀个高枝。
“宋良，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斟酌了半晌，“蔡玉娥是好人家的姑娘。可她妈那个条件，你拿啥去娶她？”
他咬着筷子不说话。
“你家那套老平房在城东，值不了几个钱。你工资加补贴，一个月百来块。她弟明年要高考，考上大学还要四年，这些都压在她妈肩上。你们要是结了婚，这担子你跑得了？”
宋良搁下筷子，想了一根烟的工夫。然后他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老李，人这辈子能遇上一个让自己半夜爬起来写诗的人，不容易。”
他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全灌了下去：“穷点就穷点。我认。”
那天晚上他送我到巷口。
月亮挺大，照在他的脸上，我第一次觉得他有种认死理的倔，那种谁也拉不回来的倔。
他说：“老李，到时候你来做伴郎。”
我嘴上应了，心里那股不安却越来越重。
十月下旬，宋良挑了个晴好的日子，提着烟酒点心上了蔡家门。
罗念娣坐在堂屋里头，看到宋良带来的东西，眼皮都没翻。等宋良把意思说明白，罗念娣细长的眉毛往上一挑，开了腔：“你要娶我家玉娥？”
“是。”
“你知道我闺女啥条件不？”
宋良脸绷紧了，没说话。
罗念娣掰着指头给他算：“三金不能少，项链、戒指、耳环，金子的。彩电要二十一寸的，进口的。彩礼两千块，一厘都不能少。这三样凑齐了，你再来谈别的。”
宋良脸色白了。
三金一彩电外加两千块彩礼，在1993年的普通工人家庭，几乎是两年的工资收入。这是把价开到天上，摆明了要他知难而退。
蔡玉娥从头到尾坐在里屋没出来，但她听见了。
晚上她哭着跑来找宋良，说：“宋良，我妈疯了，你别搭理她。我们俩攒两年钱再结婚，我不怕等。”
宋良给她擦眼泪，自己倒是笑了：“你妈是怕你跟了我受穷。我得让她知道，你选我没错。”
蔡玉娥走后，宋良一个人坐在厂区路灯底下，一根接一根抽烟。
我远远看着他坐了一个多小时，烟头在黑暗里一亮一灭，像他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
04
半个月后，宋良来找我。
那天风很大，他裹着件藏青色工作服，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我接过来一看，是房管局开的过户证明。
“我把城东那套老平房卖了。”他说这话时嗓子有点哑。
我愣住了。那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房子，两间正房一间偏屋，虽然破旧了点，但好歹是个窝。没了它，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你疯了？”我嗓门大得自己都吓了一跳。
“够了。我算了算，三金加彩电加彩礼，卖房的钱刚好够。”他咧嘴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你爸妈要知道你干这事，不得从棺材里跳出来？”
宋良的母亲前年走的。他老子走得早，娘儿俩靠那套房子支撑着，他娘走后，那套老平房就是他最后的退路。如今他把退路也卖了。
宋良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老李，你不懂。我去菜市场给她买早点，看见她在鸡蛋摊前站了半天，挑了最便宜的那种土鸡蛋，还跟人讲价。她是没过过苦日子的人，可跟我在一起后，她连一件新衣服都没舍得给自己添过。”
他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我不能让她一辈子这样。”
我无话可说。
宋良这个人，一旦认定的事情，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把卖房款全部取出来，三金的发票、彩电的送货单、彩礼的红包，整整齐齐地摆在蔡家堂屋的桌上。
罗念娣的脸色很难看，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她没想到宋良真能拿出来。
蔡玉娥的眼泪当场就出来了。她什么都没说，冲上去一把抱住宋良的胳膊，转头对她妈吼了一句：“妈！是他了。”
1994年元月，宋良和蔡玉娥结婚。
天公不作美，下了一场大雨。
婚礼简简单单，在厂里的食堂办了几桌酒，席间我听见几个老工友交头接耳，说宋良傻，为了个女人连房子都卖了。
朱鹏那天没来，托人送了个红包，里面包着六十块钱，宋良看都没看就退了回去。
敬酒的时候，蔡玉娥穿着件红呢子大衣，脸上红扑扑的。
宋良站在她旁边，显得瘦高瘦高的，却笑得踏实。
我看见他握蔡玉娥的手握得很紧，像怕一松手人就没了。
那晚送走宾客后，宋良忽然拉住我，从口袋里掏出个红纸包，塞到我手心：“老李，这是剩下的钱，你帮我收着。等我以后挣了大钱了，你再还给我，我给你记着账。”
我捏着那个红包，想笑，鼻子又有点酸。
1995年春天，厂里来了新的厂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把宣传科整个裁撤了，宋良被调到车间做统计员。
老厂长退休时想把宋良推荐到市里，新厂长没买账。
宋良的才气，在厂里的正式编制里彻底没了位置。
宋良嘴上没说，但我看得出来他难受。
他那些字，那些文章，忽然没人要了。
从前厂里的大小材料、墙上大标语、铺红头文件都找他，现在他每天对着一堆数字，笔都快拿不起来了。
蔡玉娥倒是没抱怨。
她下了班就在家做饭，学着收拾屋子、缝补衣裳，把日子打理得有条不紊。
但女人过日子靠的是心劲，这心劲，是被一件件小事磨掉的。
宋良在车间受了气回来，脸上的笑越来越少。
到了1996年，厂里的效益开始下滑。
纺织厂是梁州的老厂，设备老旧，产品没有市场，发工资渐渐不能按时了。
蔡玉娥的弟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费加生活费一年要一千多。
罗念娣找蔡玉娥借钱，蔡玉娥咬着牙挤了三百块出来。
那三百块是宋良夜里加班的辛苦钱。他不知道，知道了也没说什么。
日子一天比一天紧。蔡玉娥衣柜里的衣服还是当年结婚时的那几件。她的首饰盒里三金都在，但除了结婚那天，从没见她戴过。
05
1997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九月底，白杨树的叶子就开始发黄，风一吹，哗哗地往下落。
厂里第一批下岗名单贴出来那天，我还在车间干活。工友跑进来喊：“老李！名单上有宋良！”
我撒腿就跑。
公告栏前密密麻麻围了一圈人，宋良就站在最外头，一动没动，像被钉在了原地。
他的视线落在那张红纸的末尾，第三行，白纸黑字，宋良。
他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我追上去，他摆摆手，背影很直，步子却沉。
那天晚上，他拎着一瓶白酒来我家，也不敲门，推门进来就在门槛上一坐。
他不说话，拧开瓶盖闷了一口。
我问他吃了没有，他说不饿。
我又要给他煮面，被他拉住胳膊。
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老李，我成没用的人了。”
我呆住了。
“蔡玉娥半个月没回家了。”他垂下头，像一只被抽空了骨架的困兽，“她跟家里说是在厂里赶工，可厂里一个礼拜没开工了。我知道她在外头有人了。”
“你确定？”
他不答话，攥着酒瓶的手背青筋暴起来。半晌，他苦笑了一下：“我跟踪过她。她坐的是朱鹏的车。”
朱鹏。
我脑子嗡了一声。
当年供销科的科长，宋良结婚那天他没露面。
1996年初厂里搞三产，他第一个跳下去，承包了厂里的劳动服务公司，后来又做起了土特产和建材生意，发了财。
听说前年他在市里买了一套商品房，还买了辆桑塔纳，在厂门口来来回回地开，见了蔡玉娥，总要按一声喇叭。
“她跟朱鹏多久了？”我问。
他盯着桌上的酒瓶，像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话说出口：“快一年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她摊牌？”我一急，“就这么由着她来？”
他缓缓摇头：“我一想到闺女，就不敢开口。她才两岁，正是要妈的时候。”
“那你打算怎么办？”
宋良没有回答。他仰头又灌了一口酒，那笑容比哭还难看：“老李，你说我这辈子到底哪里错了？”
我被他这句话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认识宋良这么久，第一次看他这副样子。
他不再是个满腹才气的才子，不再是卖房娶妻的痴心汉，他就是一个被生活逼到角落里的普通男人。
他喝到瓶底见空的时候，趴在桌上，忽然含含糊糊说了一句：“我明天去给她公司送趟盒饭，就送一趟……就问她一句，这个家，还要不要了。”
第二天，宋良果然骑着一辆旧三轮车出门了。
他特意把胡子刮了，穿了一件干净的蓝衬衫。
他在厂里食堂订了二十份盒饭，骑了将近四十分钟才到了蔡玉娥上班的那家写字楼楼下。
也正是在那栋楼前，他本来该给她送上热饭，看到的却是蔡玉娥挽着朱鹏的手从大门里走出来，脸上带着宋良好久没有见到过的笑容。
宋良形容不出那种笑。那笑让他觉得，她跟了自己这几年，像是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如今终于又能飞起来了。
他的脚好像被钉在地上。身边的喧闹声一下子远了，只剩下自己那颗心，在一阵又一阵地往下沉。
06
宋良那天做了什么，他从来不肯细讲。是后来蔡玉娥在派出所做笔录时说的，我们才知道一个大概。
他冲上去拉开朱鹏的副驾车门，一把把蔡玉娥拽了出来。
用力过猛，蔡玉娥踉跄了两步差点摔在地上。
他扬起手，一记耳光扇在蔡玉娥脸上，他把那只成天写字画画的手给了蔡玉娥一个响亮的耳光。
蔡玉娥被打懵了。捂着脸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然后她反手回了宋良一耳光。
宋良没躲。硬生生接了。
蔡玉娥打完之后，手在发抖，眼泪已经涌了出来。
她含着泪，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宋良，你看看你自己，你照照镜子好好看看！你有多少年没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你一个月挣那几个钱，连家里的电费都快交不起了！我跟着你吃苦我认了，可我弟弟的学费呢？我爹的药钱呢？你管过没有？”
宋良没说话。
朱鹏站在车旁边，没有上前。
他一直等到蔡玉娥说完，才慢悠悠地从皮夹里抽出一沓百元钞票，走过来，当着蔡玉娥的面，把钱一张一张甩到宋良脚边的地面上。
“宋良，”朱鹏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从容，“你以前在厂里风光，我不跟你抢。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穷吗？”
宋良低下头，视线落在那些散落的钞票上，一张也没有捡。
“你把人还给我。”他说，语气平静得不像话。
朱鹏笑了，拉开车门坐进去，“你有本事养活她，让她自己选。”
那天是蔡玉娥自己坐上朱鹏的车的。
车门关上的一瞬间，宋良听见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那种声音哑得很，像是碎得太大块了，他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疼。
他发了疯一样的冲上去，一把夺过朱鹏准备启动的车钥匙，一抬手扔进了马路中央的下水道里。
朱鹏急了，冲下车和他扭打在一起，蔡玉娥在旁边大喊，闹得不可开交。
朱鹏报了警。
在派出所里，一个值班民警做了笔录，看了他们一眼，摇了摇头说：“家务事，自己回去协调。”
凌晨一点，三个人从派出所出来。朱鹏开着车走了。蔡玉娥站在路灯下，看着宋良：“明天去办离婚手续吧。”
宋良看着她。当年红伞下的那个人影，和面前这个身形单薄又陌生的女人，怎么也对不上。
“闺女归我。”蔡玉娥的目光落在宋良的脸上，“你一个人拿什么养她。”
“不。”宋良声音沙哑，却意外地坚定，“孩子归我。”
那晚，宋良在街边的路灯下坐了一整夜。
天亮之前，他摇晃着站起来，往家的方向走去，越走越快。
他推开门，冲进卧室，手脚并用爬上了柜顶，翻出了那个黄铜轴头的卷轴。
他把它握在手里，指甲攥得发白，怎么也不肯松手。
“这是她头一回送我的东西。”他自言自语，然后抱着那卷轴蹲下身来，额头抵在冰凉的柜板上。
“宋良，你醒醒吧。”
此时母亲的叹息从身后传来，苍老又疲惫。
07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因为没有房产归属，除了那一卷字，家里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分割。那幅定情卷轴，蔡玉娥原本是不要的。
那天中午，蔡玉娥带着一只行李箱来收拾东西。
她站在门口，环顾了一圈那间住了三年的屋子，最后视线落在了那幅挂在墙上的卷轴上。
她把它取下来，慢慢展开。
展厅里那幅字见证了他们的爱情，如今却像一道褪色的疤。
她看着看着，手指忽然用力，从中间撕了下去。
那幅字破了，发出一声细小的裂响。
可能是纸张质量太好了，撕裂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刺耳，像是有人咬断了什么东西，在喉腔里咯吱作响。
宋良呆住了，看着她把撕裂的两片还带着毛边的纸拿在手里。蔡玉娥撕到一半，停住了手。
她站在那里，看着手里变成两半的卷轴，眼眶忽然红了。
但只是瞬间，她又恢复了那种决绝的神情。
她把一半塞到宋良手里，另一半折了两折，放进了自己包里。
“留个念想吧。”她说着，声音有些干涩，“算是你对我好过一场。”
然后她拎起了行李箱。
女儿站在屋门口，小脸脏兮兮的，手里攥着一颗没吃完的水果糖。
蔡玉娥蹲下来，抱了抱女儿，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叮嘱什么。
她走了之后，宋良整个下午都跪在地上。
他把那半幅字展平放在地上，颤抖着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抚摸断裂的毛边。
那上面残缺的词句横七竖八地断裂着，像他这半生一样支离破碎。
他母亲推门进来时，看见这个场面，气得浑身发抖，猛地上前一步，夺过那半幅字就要往炉膛里塞。
宋良疯了一样扑过去，死死抱住母亲的膝盖，哭喊着求她不要烧。
“妈！妈你把它给我留着行不行！”他哭得像一个挨了打的孩子，“我再也不提她了，我不提了，你让我留着这个就行，给我留个念想。”
他母亲的手停在半空。
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子，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都没说。
她把那半幅字重重地拍回他怀里，转身出了门。
走出屋门老远，宋良才听见母亲压抑的抽泣声。
那半幅字最终被宋良用塑料膜仔细包好。
他不知道该收在哪里好，最后把它放进了工具箱最底层，跟他的电工胶布、螺丝刀放在一起。
几天后，他又把它取了出来，带着它出了门。
从那以后，那半幅卷轴就跟着宋良。
1998年春天，朱鹏的公司出了问题。
他在外头欠了一屁股债，连夜跑了，留下一堆烂账。
蔡玉娥被他连累，也丢了工作，处境艰难。
有人看见她在市里一处小商品市场摆地摊卖袜子，起早贪黑地讨生活。
后来她来厂里看过一次女儿。
那是1999年冬天，她穿着件旧棉袄，站在厂幼儿园门口，远远地看着女儿在里面玩。
看了将近一个钟头，没有进去。
她女儿后来一直不知道妈妈来过。
2000年的时候，纺织厂终于撑不住了。
那一年年底，厂子正式宣布政策性破产。
一千多号工人全部下岗买断。
有人去了南方打工，有人在街边摆摊，“梁州纺织厂”这个名号，一夜之间成了一个过去的记忆。
厂子破产那阵，很多老工友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吃了顿饭。
席间有人提起宋良，说见过他在建筑工地上扛水泥。
没人知道他家在哪，也没人有他的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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