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1日，昆明机场，卢汉派人护送张群登上一架飞往香港的飞机。几天前，这位国民党要员还是云南起义部队控制下的“客人”，转眼间却获得了离开的机会。机场上的士兵举枪示警，子弹打向空中，飞机在紧张气氛中升空。放行与警告同时出现，正是那场风波最耐人寻味的细节。
卢汉为什么要冒着政治风险放人？这件事不能只用“私人感情”四个字解释，却也绕不开一个“情”字。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此时的云南，国民党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蒋介石仍希望把这里经营成西南最后的据点。张群被派到昆明，表面上是协调军政事务，实际还肩负着劝说卢汉改变决定的任务。
张群抵达昆明时，带来了蒋介石方面的许诺：增加军费，扩充滇军，并给予卢汉更大的军事指挥权限。条件并不算寒酸，甚至可以说相当诱人。但卢汉清楚，云南一旦继续成为战场，承受代价的不会是谈判桌上的人物，而是地方军队和普通百姓。
更麻烦的是，张群不是一个普通说客。他长期担任国民党高级职务，也是蒋介石身边的重要人物。对起义部队来说，扣住张群，既能作为政治筹码，也能向北平证明云南方面的态度坚决。
可卢汉与张群之间，早有一段复杂的旧交。
1945年，蒋介石借整顿军政之机解除龙云在云南的权力。云南政局重新洗牌时，卢汉能够接任省政府主席，与张群在蒋介石面前的支持有一定关系。那时的卢汉，需要一个能够被各方接受的人选身份；张群的出面，无疑帮了他一把。
1948年，张群出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驻地在成都。西南局面派系交错，军政人物各有算盘，张群初到时并不容易展开工作。卢汉却公开表示支持，使张群在西南获得了一块可以落脚的地方。
这两次相助，未必意味着两人没有政治分歧，却让他们的关系超出了普通同僚。乱世中的交往，很少纯粹。利益在其中，旧情也在其中。
卢汉发动起义后，张群被安排留在昆明。关于具体拘押方式，史料记载略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行动受到限制，无法自由离开。张群曾设法请求与卢汉见面，卢汉却没有立即出现。
“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门卫只回答：“局势已经变了。”
这句话很短，却把两人的处境全点明了。张群代表的是南京方面的旧秩序，卢汉则已经站到了新的政治选择一边。私人关系没有消失，但政治身份已经发生冲突。
北平方面得知张群被控制后，曾考虑利用这位重要人物作为交换条件。当时张学良仍被蒋介石长期拘禁，若能以张群换回张学良，当然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对卢汉而言，这也是一道极难处理的题目：放走张群，可能被认为缺乏大局观；扣住张群，又等于把昔日相助者交出去。
卢汉最终选择了前者。
临行前，他通过亲信向张群转达意思，大意是云南大局已定，个人无法改变现实，只能送他离开。这不是替张群恢复自由，也不是重新站到蒋介石一边，而是在政治结局已经确定之后，保留一份私人层面的体面。
有意思的是，卢汉并没有把这次放人包装成什么高明谋略。他很清楚，张群离开后，张学良获释的可能性随之降低，北平方面对此不会满意。后来相关会议和回忆中，卢汉也承认，放走张群带有个人关系因素，属于处理上的失误。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松对起义成果的维护。昆明起义后，地方军政系统经过重新整顿，原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员也陆续被处理。卢汉试图用这些行动表明：放走张群，并不等于在政治立场上动摇。
这正是他的矛盾所在。作为云南地方实力人物，他看重军队、地盘和现实利益；作为旧式军人，他又很在意受人之恩、朋友之义。两套准则在昆明机场相撞，最终由“放人”这个选择表现出来。
张群离开云南后前往香港，后来转赴台湾，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职。卢汉则留在大陆，参加新政权建设。两人此后道路完全分开，再没有恢复当年那种可以相互扶持的关系。
昆明机场的那次放行，没有改变大局，也没有换来张学良的自由。它留下的，只是一个旧时代人物在政治风暴中作出的个人判断：大局已经不能回头，旧情却不愿彻底抹去。对卢汉来说，这一送，既是还当年的情分，也是承认从此以后两人各有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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